【中美关系】凌胜利: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2017-10-11 09:26:10
  • 0
  • 0
  • 0

作者: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本文来源:《当代亚太》2017年第1期,国政学人编辑发布。

摘要: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随着两国间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双方的竞争有所加剧,并且日益具有地缘影响和战略意义,致使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逐渐显现。在此情况下,两国采取何种战略进行和平竞争尤为关键。无论是权力制衡、规范制衡、对冲战略还是共同进化理论,都不足以完整解释当前中美亚太战略的互动。在两国竞争凸显且目前很难取得和解的情况下,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拒优战略,以更好地理解两国间的主导权竞争。拒优战略旨在削弱对手竞争优势、滞缓竞争对手获得主导权,主要通过自我权力增强、塑造制度优势、阻遏对手权势转化等手段加以实施,具有强烈的预期主导性、针对性、不合作性和复合性特征。当前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为表明,两国都在实施拒优战略,不过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的制度竞争激烈、地区分化加剧,也有可能促使中美逐渐放弃积极对抗,增加消极合作,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与协商领导,关键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过程和能否达成共享主导权的战略共识。
关键词:中美关系;亚太地区;主导权;拒优战略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表现为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两国间的制度融合较少,而另起炉灶、相互竞争的态势却日益明显。这也导致出现了有关中美关系是否已经到了 “临界点”、存在滑向“新冷战”的可能性的争论。缘何会出现如此情况?这与中美两国的亚太竞争战略有何关系?中美之间是否已经形成了主导权竞争?随着两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美国对华战略防范加重,中美权力竞争有所加剧。不过,中美权力竞争并非在全球范围展开,而是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

对于美国而言,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是确保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对于中国而言,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需要加强地缘依托,增强地区影响力,这客观上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了中美两个权力中心,两极结构逐渐清晰,这也使得两国之间围绕该地区的主导权竞争在所难免。对于美国而言,其亚太战略的底线是杜绝相关国家通过武力改变现状,进而威胁到其地区主导权。在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中,“领导”是核心目标,这在其一系列安全报告中得到了显著体现。2014年,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时称,面对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未来一个世纪的问题不是美国能否领导世界,而是美国如何领导世界。2015年1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更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把亚太地区的规则制定权让给他国,必须牢牢控制亚太地区主导权。由此可见,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领导地位,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则是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撑。不过,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认为中国对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定冲击。受结构性权力竞争的驱动,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分歧和摩擦有所增多,对此,中国领导人提倡以包容、合作、开放的心态来促进中美关系。习近平曾多次表示,太平洋足够宽广,足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但美国显然并不完全接受中方的这一说法,而是不断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尽管中国政府并未公开宣称要谋求亚太地区主导权,但也表达了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担忧。针对外界有关 “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表明中国挑战美国主导权”的说法,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演讲时表示,亚投行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完善,目的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而不是要谋求政治势力范围,希望以此打消外界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构建势力范围的疑虑。2015年9月16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14届 “蓝厅论坛”上表示:“中国的目标不是去搞所谓 ‘势力范围’,而是要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去争什么主导权,而是要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新机遇……希望中美两国一道,共同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王毅的讲话表明,中国并不想和美国争夺地区主导权。傅莹的讲话则更加坦率地分析了中美主导权竞争问题:一是表明中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挑战美国主导权;二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受到了美国对于主导权焦虑的影响;三是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实际上反映了其对主导权的维护,不利于地区团结与合作。中国领导人回避主导权竞争的言辞,事实上也反映出他们对于中美主导权竞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在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与竞争也使得中美战略共识出现松动,导致两国关系出现 “战略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两国关系一旦出现问题或危机,就有可能被双方认为是对方战略走向、战略意图或战略部署发生了根本改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力量和自信心的增长,中国将更加积极而坚定地维护和拓展其国家利益。美国则担心中国的这些行为将损害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削弱其主导的地区秩序,挑战其优势地位,因而寻求限制甚至遏制中国。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摩擦势必会加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对抗也不可避免。由此可见,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的地缘影响和战略意义都将增强,地区主导权竞争日益凸显。

对此,中美学界存在类似看法。兰普顿认为:“尽管当前中美关系的根基并未坍塌,但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将中国视为其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和民众将美国视为阻止其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两国面临着主导权竞争。”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认为:“两国均有声音认为中美主导权竞争不可避免。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中国有两大战略目的,一是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主导力量,二是统一亚洲以排挤美国。”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指出,中美战略竞争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权力结构变迁后所形成的安全困境的结果,不仅中美安全竞争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也会加入美国一方,与中国进行竞争。有中国学者也存在类似看法。王帆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和分歧在不断扩大与加深,其原因之一在于美国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政策和行为对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构成了挑战。朱锋则指出,中美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双边议题导向转向了以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力为导向的竞争关系。为了保障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外交与经济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并采取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综上所述,两国学界大多认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在加剧,地区主导权竞争日益凸显。

美国希望未来能够继续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并防止其主导权过快衰落。中国官方虽然公开表态并不追求地区和全球主导权,但想增强地区与全球影响力却是事实,而这被美国视为谋求主导权。由于中国实力弱于美国,在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因而即便中国政府不愿与美国进行地区主导权竞争,但因后者具有更强的能力来塑造中美互动的结构,因而可以将中国不断推向两国亚太主导权竞争的互动当中。无论是从中国实力的增强还是从地区权力的变动来看,中美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都已成为一个逐渐显现的问题。中国认为,国家的意图和政策可以改变两国主导权竞争的宿命。然而,尽管中国要规避这一问题,但显然,这很难以中国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况且从近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来看,面对美方的强硬政策,中国的回应也逐渐强硬起来,这说明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剧已是事实,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了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竞争问题。美国倾向于认为,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原因在于结构性驱动;而中国则认为,良性的双边政策互动可以避免亚太主导权竞争。不过,由于中美双边政策互动中的信号传递并未被彼此所正确接收,因而权力转移与政策互动共同促动了当前的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尽管中美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日益凸显,但两国在该地区的不同问题领域又各具优势且都不愿彼此间爆发战争,因而在大国和平竞争的情形下,中美采取何种战略可以获取竞争优势、进而赢得地区主导权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既有的有关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互动的研究,探求中美双方的战略取向;第二部分探讨拒优战略,包括概念、目标、手段等要素;第三部分论述美国目前针对中国的拒优战略;第四部分研究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的拒优战略;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总结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特点,并对其可能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既有研究及不足

为了获取亚太地区主导权,中美采取何种战略互动至关重要。有关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情况,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中美相互进行权力制衡,对彼此实施遏制战略。近年来,美国主张对华强硬,对中国进行 “遏制” “惩罚”和 “制衡”的人越来越多。即便不同意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制衡的人,也开始认真思考美国是否需要构建新的对华战略框架,在接触与遏制之间面临着选择困境。有学者指出,由于中美之间存在霸权国与挑战国的结构性矛盾,因而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对华会采取遏制战略,由此引发中美之间的权力制衡。美国学者阿伦 · 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认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必然会引发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会源自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之争。 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Kaplan)指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导致中美关系必然趋向紧张。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提出,中国外交的日益强势会引发中美关系紧张,并导致地区主导权竞争加剧。阎学通认为,“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难以避免,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 即使中美双方不想走向对抗,但冲突可能因为意外因素或第三方变量而诱发,构成一种间接性结构冲突。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地区主导权之争,加之两国权力差距缩小,造成美国的霸权焦虑加深,进而会加强对华战略遏制。尽管中国不愿与美国发生冲突,但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损害了自身利益,中国在多番寻求和解无望的情况下也将对美采取权力制衡战略,由此导致两国在亚太地区基于权力制衡而实行相互遏制。概括而言,中美相互实施遏制战略具有很强的结构施动性。

二是中美实施制度制衡,展开规范竞争。与权力制衡说不同,制度制衡或规范竞争论认为,由于中美都不愿发生热战,因而主要谋求在地区制度或规范竞争中获取优势,进而取得地区主导权。贺凯基于制度现实主义提出,在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更有可能采取制度制衡这种新的制衡方式来寻求安全。“目前,在东亚地区,规范与制度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权力的作用则日益受到限制。美国囿于实力的相对下降,希望利用现有规范和创建新的规范以维护其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并且利用其主导的规范制度来约束和限制中国的崛起。中国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总体上是对其有利的,希望通过参与多边机制,可以有效减轻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由此可见,中美都存在诉诸制度谋求利益的需求,加之权力制衡的刚性与烈度较大,因而中美目前都有意识地在制度领域培植优势,通过制度重塑权力。近年来,中国创设或参与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中国—东盟自贸区及亚投行等一系列地区机制,积极利用主场外交发挥多边机制作用,增强了自身的地区辐射能力和地区影响力,促进了中国的权力向影响力的有效转化。中国的这些举措被美国视为另起炉灶,要挑战其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美国在亚太地区也不断加强制度创设,这在其 “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奥巴马政府视规则制定权为美国霸权的基础之一,不允许他国主导。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亚太地区多边机制的参与趋向积极,不仅加入了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举行美国—东盟峰会,还参与了东亚峰 会。由于中美在制度领域相互限制,也被视为制度制衡。不过,中美亚太制度制衡也产生了许多负外部性,导致该地区的制度有效性下降,制度恶性竞争加剧,出现了秩序失范现象。 高程认为,“这会导致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互不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状况不断升级,中国可能将被迫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处理与美国和其亚太盟国的关系。届时,中美两国对于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将表现为以减损对方权力和供给效用为目标的策略手段,而无法满足地区在公共领域的高位需求”。 对此,有学者认为,中美可以采用 “制度嵌套交叠模式”实现两国主导的制度兼容共存, 或者两国在国际制度建设上展开合作。不过,这种局面的形成需要双方在战略行为上彼此信任,美国需要让中国确信,国际制度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起到约束作用,当前的国际制度能确保中国有充分的发展和崛起空间;中国也需要让美方确信,中国并未试图在国际制度上 “另起炉灶”。 由于制度所具有的互惠性和扩散性特征,基于制度实现制衡将非常困难。此外,作为软制衡的一种,制度制衡是否是一种制衡及能否发挥制衡的作用也存在争议。

三是基于风险减少,实施对冲战略。对冲战略是指用两面下注的方法,达到制约和阻碍对手的目的。 如果把制衡和追随设定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图谱的两端,那么中间广阔的政策选择范围都可以被称作两面下注。 对冲总体上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战略融合了接触与制衡,并同时对目标国实施两种政策。 国家之所以采取对冲战略,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或规避风险。目前,由于中国的实力增强,美国和 中国的周 边国家如 韩国、日本、东盟和印度等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情况日益增加。 由于中美两国都不太确定未来亚太竞争的结局,并且两国间存在战略互疑,因此基于减少风险的考虑,中美都有可能采取对冲战略以便在安全和经济领域拥有一定的主导权或者否决权。实际上,在当前的 “二元格局”下,由于中美之间很难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形成整体的战略和解,这就促使双方都想在各自的劣势领域增强影响。即中美双方都在采取一种对冲战略,在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在不断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谋求限制对手。该战略的优势主要有三点:一是可以弥补自己的短板,防止弱势长期固化;二是可以促使对手在自己的劣势领域更加重视自己,进而有可能实现以实力促谈判、谋平等;三是即便该战略未获成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对方优势。目前亚太地区出现的一些现象表明,中美两国确实在采取对冲战略,双方既相互接触又彼此限制。美国除了巩固自己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外,也在处于劣势的经济领域蓄势发力,推行TPP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优势。 中国对美国领导的排他性亚太联盟一直不满,于是开始尝试增强自己的安全影响,除了组建上海合作组织外,中国也积极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新的亚洲安全观,并且更加注重通过经济合作促进政治和安全合作。中国采取对冲战略能够借助其战略灵活性克服体系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既能在短期内规避与主导国的对抗,又能为未来谋求战略优势做好准备。 不过相对而言,对冲战略着眼于减少风险,避免在弱势领域被进一步弱化,谋求通过在弱势领域建立一定的力量以获得对方的认可与尊重。但是对于获取亚太地区主导权而言,中美很难借助对冲战略实现这一目标,它往往只能维持双方在劣势领域不受到进一步弱化,而不足以使其在弱势领域获取优势,进而增强总体优势,赢得地区主导权。此外,对冲战略还存在加剧中美冲突的风险,双方均担忧对冲行为可能转变成实际上的战争准备,加之双方战略互信不足,对冲战略会有损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

四是谋求中美良性互动,推动共同进化,力图建立两国的 “共同领导”。近年来,中美两国高层都意识到重走强国对抗老路的弊端,主张超越 “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初衷就是要避免两国陷入对抗的不利局面。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切、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袁鹏认为, “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且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 不过,对于中美良性互动而言,第三方因素或邻国因素的影响也很重要。 王鸿刚认为,中美在亚太可以实现共同进化,这是亚太地区的 “大势”和中美双方的理性谋划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美之间可能并非形成零和竞争,这也使得合作共赢成为可能。两国未来的战略目标不是战胜对方,导致两败俱伤,而是必须谋求共赢。 由于国家功能的分化,两极体系下大国在竞争的同时也存在 “共治”的可能,即两个一级大国对体系内所有或大部分中小国家共同享有领导权,而不再以地域划分出两个分属不同大国的 “势力范围”。 有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可以在亚太地区的不同领域分别发挥领导作用,实行 “双领导体制”, 采取大国协调共治,甚至构建中美 “共同体”。美国国内也存在类似看法,认为中美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T.阿利森 (Graham T. Allison)认为,“美中开战并非不可避免。历史上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存在和平共处的先例,如英美之间的和平。与当时的英国很难阻止美国和平崛起一样,美国也应该接受其无法阻止中国崛起这一事实,从而加强战略沟通,共同逃离 ‘修昔底德陷阱’”。查尔斯·格拉瑟 (Charles Glaser)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中国有可能实现和平崛起,但存在诸多变数,美国应对此释放善意,给予中国和平崛起的空间。 基辛格认为,化解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需要两国构建一个共同体来实现包容发展。 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 (Hugh White)则认为,如果不和中国分享权力,美国将不得不与其进行优势竞争,其维持主导地位的成本将增加。共同进化需要中美双方意识到良性互动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利用或彼此制造麻烦将得不偿失。中美能否实现共同进化,更多只能通过从消极对抗转向消极合作,进而促进积极合作的路径来实现,彼此的预期将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并且这一过程必然是曲折漫长的。最终能否实现中美 “亚太共治”还存在五大问题:一是主导权应该具有分散性而不是整体性,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可以出现由不同的国家掌握主导权;二是中美双方对彼此在不同领域的领导地位是否认可,能否相互妥协,认同彼此在不同领域的领导作用是中美 “亚太共治”形成的前提;三是中美在不同领域的领导作用是固化还是存在变动的可能,如果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双领导模式能否持续;四是中美是否会放弃议题联系战略,进而不寻求在不同的问题领域进行交易以实现平衡,但战略交易又是两国实现战略和解的重要途径;五是中美 “亚太共治”主要是依靠权力协调还是制度协调。就目前来看,中美实现 “亚太共治”的难度很大,美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亚太地区的其他盟友传递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不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削弱对亚太地区事务的投入和责任,也不会谋求任何形式的 “中美共治”。 美国推出TPP和加强亚太联盟也表明其并不想和中国分享规则制定权,中国只能接受美国已经制定的规则和游戏准则。对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而言, “新冷战”的局面很难出现, “二元格局”也难以持续太长时间,中美亚太竞争将打破领域的限制,呈现交叉竞争态势,因此,单纯的权力制衡或制度制衡都不足以完整解释中美在亚太的战略互动。对冲战略则更多的是基于减少风险、降低损失的考虑,主要处于战略守势。

共同进化需要中美双方对彼此关系的未来前景有着良好的预期,并且能够推动中美关系的制度化发展。相对而言,目前的中美亚太竞争更多是一种复合竞争,这是双方对彼此不够信任和在不同领域各具优势的产物。围绕亚太地区主导权问题,中美正在走向全面竞争,涵盖经济、科技、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 在此过程中,亚太地区主导权也在不断凸显。主导权往往是指在某领域具有控制力、话语权和影响力等,不过,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权而言,情况往往异常复杂,可被视为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在特定空间的政治或经济影响力发挥最大作用,对规则制定与运行具有决定性影响。主导权实际上是中性的权力与各国的利己主义复合后形成的权力,掌握主导权有助于促进国家的利益,这也促使国家围绕主导权展开竞争。

对于中美亚太地区主导权而言,其基础涉及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多数观点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基础主要是物质性和制度性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美国自身的实力及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制度性方面主要指亚太地区的制度。不过,安全较经济对于美国亚太主导权的作用更为重要。 除了基于物质实力和制度构建角度的分析外,美国长期以来在亚太地区所形成的 “权威”也可被视为其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重要基础。 总体而言,当前美国亚太主导权的基础主要来自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已经弱化, 但也不能忽视其通过制度和规则重塑权力,以维护和强化其主导权。近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象表明,结构性权力对于主导权竞争的影响依然十分强烈,并且这种结构性权力更多的是建立在传统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而不是以经济依赖关系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想要获得亚太地区主导权,同样需要在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方面培植基础,即在物质上需要继续增强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实力,在制度上需要加强对亚太地区制度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观念方面需要加强亚太地区国家对于中国主导地位的认可。

亚太地区主导权可理解为基于一定的实力基础,谋求对亚太地区重要事务或规则制定的最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也应获得亚太地区多数国家对其 “合法性”的认可。

围绕着亚太地区主导权,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并且通过战争方式也难以获取主导权。但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主导权之争目前很难取得重大和解。在此背景下,采取 “拒优战略”,即尽可能地采取相关措施以滞缓对手战略目标的实现,阻止对手获得权势竞争的优势和地区主导权,成为适宜选择。就目前中美亚太战略互动来看,拒优战略的使用已日益明显。

三、拒优战略:概念与特点

尽管目前中美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但是由于两国间的战略互信程度较低,彼此并未给予对方在各自优势领域感到满意的一席之地,因此导致两国在弱势领域不得不另起炉灶,采取一种领域交叉、权力与制度手段并行的复合战略。美国实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一种兼具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复合战略。对于中国而言,除了继续巩固和加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外,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也开始更加有所作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周边外交进行调整,更加意识到通过经济合作拓展周边影响的局限性,也更加注重经济与政治、安全的统筹。总之,对于中美亚太竞争而言,各自战略日益具有复合型特征,中美竞争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全面,基本呈现拒优战略态势。

拒优战略(advantages-resisting strategy)可以理解为在两国都有可能最终获得全球或地区主导权的情况下,以不发生战争为底线,基于阻止对手获取竞争优势,采取自我权力增强、制度构建等一系列手段去分化和削弱对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主导权或至少拥有对对手主导权的大部分否决权。 该战略与美国曾经在冷战时期采 取的 “抵消战略” 有些类似,即寻求以自身的战略优势来抵消对手的战略优势。不过,抵消战略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拒优战略主要基于主导权竞争,涉及领域更为广泛。与遏制战略谋求限制与演化不同, 拒优战略的对手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合作也更多,因而难以完全分割成两个阵营进行对抗。拒优战略的目的在于阻止对手获得优势,战略手段在权力和制度等领域均有所使用,并且与竞争对手间的对抗与合作并举,这也使得其与竞合战略有所不同,后者只是描述了两国之间竞争的形式或手段,而前者更加关注竞争的目的。为了实现拒优战略,国家主要通过自我权力增强、塑造制度优势、阻遏对手权势转化等手段来尽可能地对抗、阻止和滞缓对手获取主导权。拒优战略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强烈的预期主导性。拒优战略是基于未来预期判断而采取的战略,具有强烈的预期主导性和目标导向性。战略主体对未来的主导权有所预期,并认为自己与竞争对手均有机会获取主导权,这也导致双方很难和解,容易陷入战略僵持并存在 “战略化”现象。尽管当前双方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但基于对未来预期的考虑,彼此更在乎合作的相对收益,从而限制了合作的深入。强烈的预期主导性制约了战略主体的态度,使其更多地呈现消极合作的态势。

二是显著的战略针对性。对于拒优战略的主体而言,一时获取竞争优势并不难,困难在于如何维持竞争优势的持久性。 由于双方都谋求主导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竞争,这使得拒优战略的主体在核心竞争领域更为关注相对收益,都谋求抵消对方优势,担忧对方的累积优势。如美国对苏联和中国采取的抵消战略,即试图通过技术变革等方式来抵消对手的优势,重塑自己的主导地位。 对于拒优战略而言,无论是在战略主体的优势领域还是劣势领域,其都不愿竞争对手的实力和影响力增强,因而基于相对获益不断采取针对性策略,不仅在优势领域继续巩固和加强优势,还在弱势领域蓄势发力以增强整体优势。

三是以不合作为占优策略。拒优战略的主体不仅认为自己有机会获得最终的主导权,还认为合作有利于竞争对手增强优势,因而以 “不合作”为占优策略。这会导致战略主体在权力竞争上不甘示弱,在制度竞争上另起炉灶。其结果是战略主体可能采取破坏性竞争手段,以阻止对手获得主导权,但此举不能保证自己获得主导权。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会进行任何合作,而是这种合作不能危及它们竞争优势的维护和主导权的获取,因而合作更多集中在非核心竞争领域或是战术性的,不能与拒优战略目标相抵触。

四是战略手段具有复合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强自我权力,借此来谋求优势地位,抵消竞争对手的权力增强;二是诉诸优势塑造,通过制度构建促进自身权势转化的同时阻遏对手权势的转化;三是加强国际影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更多国际支持,分化削弱对手的国际支持和地区认同。总之,拒优战略通过集聚优势,旨在不断增强战略主体在主导权竞争中的总体优势。

综上,拒优战略具有显著的预期导向性,与战略主体对未来主导权的目标期望密切相关,在手段上与制衡、竞合等战略可能存在相似之处,因而对其的辨析更应关注其战略目的。在不发生战争的前提下,战略主体在权力和制度等领域展开基于战略目的的零和竞争,将使得国家间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不过,该战略的实施是战略主体基于实力对比和未来前景预期的复合产物,一旦双方实力对比显著拉大,预期也将随之改变,拒优战略有可能转变为合作战略或追随战略。 因而,拒优战略主要是在当前中美实力接近、主导权存在竞争、战略陷入僵持的背景下的阶段性产物。

由于中美双方对于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怀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可能出现多种情景。基于情景分析视角,结合前景理论,可以认为将中美目前的行为视为拒优战略是符合逻辑的。 “情景分析是指对未来有多种可能的发展状况的描述,它不是要精确地预测未来,而是让人们意识到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从而实现对各种情况都有所应对。” 对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而言,未来至少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形——中国主导、美国主导、中美共同主导。中美双方都有可能获得未来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这也使得两国认为,采取合作行为更有利于对手。基于此种判断,结合前景理论,能够更为客观准确地把握中美采取拒优战略所形成的亚太竞争态势。

一是中美对于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预期目标存在分歧。在人类历史上,除非出现类似 “欧洲协调”式的国际秩序,否则全球领导地位基本上是排他的。而从冷战后历届美国领导人的言论和国家安全战略中可以看出,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意愿非常强烈。 在亚太地区,中美的主导权竞争具有地区和全球的双重含义。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战略实施的关键是促进自身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化,战略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地区主导权的获得则是中国崛起的标志之一。尽管中国官方否认了具有亚太主导权的诉求,但其相关行为却被美国视为谋求主导权,并且中国国内也不乏类似主张。可以说,中国对于未来获得一定的地区主导权实际上是有所期待的。对于美国而言,“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其战略收缩情况下的优势资源的局部集中,反映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目的在于维持其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

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最终结果尚不确定,而当前的得失都将影响到最终的结局,因而中美更在乎目前的变化而非最终结果,但对于变化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对于损失与获益的认知是不对称的。在面临获益时,行为趋于规避风险;当面临损失时,则趋于接受风险。 与获得收益相比,人们更愿意为防止损失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冒更大的风险。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自身实力增长,地区影响力处于上升阶段和收益框架;美国则由于实力相对衰落而对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控制力下降,处于损失框架。这也导致两国的竞争心态不同,美国更倾向于冒险。此外,中美两国对于利益认知也存在分歧。中国可能更在乎绝对收益,但目前对于绝对收益的追求存在边际效应递减,利益改善也越来越难以满足,面临着结构性或规则性制约;而美国则更在乎相对收益。由于中美处于不同的收益认知框架,加之相异的利益认知态度,导致双方对亚太主导权的目标存在分歧, 认为各自都有机会。中美两国能否避免主导权的恶性竞争,关键取决于两国决策者的主观意愿。如果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美国愿意分享其领导权,则有望避免恶性竞争。不过,受 “国强必霸”思维定式的影响,美国目前很难放弃有关中国与其竞争亚太主导权的预期。

二是在竞争态度上,中美两国都不愿意坐以待毙,而是希望通过积极主动的措施赢得更多的确定性。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这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决策与合作构成了挑战, 也使得国家在决策中更倾向于寻求确定性效应。 对于中美亚太竞争而言,确定性效应将促使两国巩固在各自优势领域巩固权势,并且一旦彼此认为自己在优势领域的优势减弱,更有可能采取风险更大的政策。 对于美国而言,它既面临着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 也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未来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对确定性的追求也使得中美两国更倾向于基于相对收益增强自我优势,从而增加了两国战略竞争陷入僵局的可能性。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言, “不冲突不对抗”并不意味着 “不斗争”。但中国官方同时认为,为了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促进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斗争已成为一种必要手段。 换言之,中美都在 “抱最好的期待,做最坏的打算”,双方都在为虽然不期待但可能的不测事态做准备。

三是中美战略和解比较困难,一时难以形成。对于当前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而言,战略意志至关重要,更是一种国家意志的较量。 中美战略和解之所以困难,与两国面临的沉没成本有很大关系。 美国不愿放弃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中国也不愿削弱自身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两国无法形成战略大交易,导致双方的战略和解非常困难。对于美国而言,让其接纳中国并非易事。美国目前并不愿意放弃其首要地位,接受相对安全、老二地位、包容政治差异等。 这也导致其不愿轻易放弃多年来在亚太地区建立起的主导权,特别是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优势,这也是目前美国不断强化亚太联盟和加强伙伴关系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尽管美国在整体力量上仍然占据优势,但中美力量对比不是像冷战后期的美苏那样逐渐拉开,而是正在不断接近。中国制定对美政策不但基于现实实力对比,也基于对前景的预测,这势必会增加中国对抗美国遏制的信心。美国的对华强硬战略因此常常激起来自中国更大的敌意而非顺从。 如2013年以来,美国在战略与安全领域几次对中国实施 “选择性推回” (selective rollback)的强硬举措,其结果导致了中国被迫做出更为强硬的反应。 美国不在安全领域给予中国应有的一席之地,中国就不大可能放弃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逐渐建立优势的努力,同时也会在安全领域不断增强影响。这也导致中美在避免直接冲突的前提下,虽不能直接打败对方,但也要不断强化自身力量以获取优势。 其结果是中美间相互对抗、相互拆台的情况增多。正如有学者所言:“美国主导亚太经济已经力不从心,但又不愿意把主导地位让给中国,那它就干脆扮演一个搅局者的角色。中国要学会并敢于给对手制造麻烦,让折腾你的人先被折腾,让你的对手自顾不暇。”

四是中美亚太竞争是多领域的权力和制度等全面的复合竞争。尽管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受结构性权力影响明显,但主导权的分散性使得诸多重要领域都事关主导权的归属。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并不仅仅只是硬实力竞争,也涉及国际制度、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的竞争。目前来看,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主要体现为经济、安全和朋友的竞争。由于中美将国际制度视为竞争工具,导致亚太地区存在制度恶性竞争。 “由于决策中的现状偏见,只要人们把现行制度的运行状况框定为获益状态,那么就会偏好确定的收益,而不愿意对制度进行改革或者是推翻原有的制度,因为推翻或变革原有制度的收益是不确定的。” 中美都不会轻易对自身占优势领域中的制度进行大幅革新扩容,这也使得中美亚太竞争容易陷入制度僵局。如中国创设亚投行的原因之一,就是美日不愿分享其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权力。基于此,中美目前不太可能实现制度包容和共赢性合作,更多的是另起炉灶,相互竞争。综上所述,可以预计,中美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将逐渐凸显,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和解,并以不合作为占优策略,拒优战略成为彼此的适宜选择。这一论断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理解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互动。中美双方均会采取一些手段来限制和削弱对手,尽可能地阻止对手在其弱势领域获得优势,并不断削弱对手在强势领域的优势。拒优战略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地阻止和滞缓对手获得地区主导权,但也不排除中美会由竞争转向合作,实现双方的共同主导,即双方在不同领域拥有优势且在一方占有优势时,另一方拥有否决权。此外,拒优战略并非意味着始终竞争。通过拒优战略的实施,也可以促进中美两国以实力促谈判,以规避共同损失促合作,进而超越战略僵持。在此过程中,两国预期的转变和战略共识的作用尤为重要。由于目前中美的战略预期认为双方未来都有机会获取亚太地区主导权,因此不太容易做出让步,这也导致两国在亚太地区秩序构建上各自为战,这也被认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可以避免两国间针锋相对,防止战略冲突风险。 为了实现拒优战略,中美会竭尽所能地集聚优势,其手段将是全面复合的,既有权力较量,也有规范竞争和 影 响力比拼。一是 在权力积累上,不仅可以依靠自身增强实力,还可通过加强盟友和伙伴关系来实现力量增强。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以谋划 规则优势。当前,国际关系中的 “规则 政治”日益明显,通过规则重塑权力也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手段。三是扩大友好关系,通过扩大本国友好关系或分化削弱对手友好关系,获取国际社会的多数支持,提升自身主导权的国际认可程度与合法性。

四、美国的拒优战略

对于美国而言,其战略思维更注重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权力竞争,重视军事手段和地缘政治因素,追求优势的地位和影响力,习惯于以零和思维看待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将中国视作一个重要的战略对手。 其在亚太地区实施拒优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于避免过快地丧失主导地位。然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美国的压力感日益增强,因此对中国采取了拒优战略。一是在权力方面不断加强自身在亚太的前沿存在,同时推动联盟调整以弥补自身实力下降;二是加强规则和制度创设,阻遏中国权势的转化;三是限制和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拓展,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美国主要采用了五种战略手段。

一是通过加大战略投入来增强前沿存在,坚定盟友和伙伴的信心。为了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给予盟友和伙伴以坚定信心。与以往主要关注亚太地区盟友不同,美国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伙伴关系的建设。通过与印尼和新加坡等亚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安全影响力较之前有所提升。通过盟友和伙伴关系建设,增加军事前沿存在和参与多边制度等措施,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资源得到了双重扩大,有利于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在具体手段上,美国希望通过经济与安全统合的方式促进其与亚太友好国家的合作,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不过,经济合作能否促进安全合作存在不确定性。有研究表明,美国与亚太盟友间的经济合作并不必然促进安全合作,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联盟关系的强化。 盟友之间尚且如此,遑论非盟友了,何况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贡献目前已超过美国。

二是通过强化联盟阻止盟友离心,推动亚太联盟转型。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主导权的重要支撑。为了维护自身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不仅强化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双边联盟,加强对盟友在海洋争端等事务中的支持,还推动亚太联盟的三边化和多边化。美日澳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展了安全合作,近年来合作进一步深化。2010年,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因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一度活跃。“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边合作不断发展并出现网络化趋势,不过,三边合作未来能否发展为亚太版 ‘小北约’,取决于美国的决心与能力、双边关系的发展水平以及各方联合对华的聚合度。” 从发展态势来看,美国的亚太联盟的职能在应对潜在的威胁还是作为多边安全机制这两者之间面临着困境,未来亚太联盟的调整需要契合亚太多边安全的发展。尽管如此,随着与盟友间的权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几个双边不对称联盟均面临着调整。出于对美国权力下降的担忧,日本和韩国等盟友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曾一度增强。2010年民主党执政期间,日本政府高层就曾表示,日本完全依靠美国并不明智,需要寻求更深入地融入亚洲以扩大影响力, 在亚太安全体系中发挥更为独立的作用。 为此,日本推行了联盟多样化战略,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增多,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韩关系的发展,韩国甚至一度出现了 “疏美亲中”情感。 这也促使美国加速调整美韩联盟,主要是通过推动美韩联盟的全球化和促进日韩安全合作加以实现, “萨德”入韩更是被视为美国强化联盟关系、阻止中韩关系升温的一箭双雕之举。不过,由于日韩两国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上存在利益分歧和情感纠葛,使得美国推进日韩安全合作颇为困难。 日韩两国军事关系由 “准联盟”向 “联盟”转变并非一个可以预见的目标, 但美日韩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却明显增加。为了阻止盟友的离心趋势,特别是盟友有可能倒向中国,从而严重威胁自身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重要支撑,美国强化了亚太地区双边联盟并推动联盟转型,并将其作为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手段。美国的主要策略是给予盟友更大的战略自主性,推动后者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不过,美国面临着承诺难题的困境。 与此同时,美国又不可能完全通过强制或利益交换等手段协调联盟一致,而是更可能通过权威关系实现, 而美国的权威与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三是通过制度创设或制度扩容进行权力重塑,滞缓权力衰落。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论争已多次出现,由此也加深了人们对于美国权力的理解,即超越了以往狭隘的硬实力视野,发展出 “软实力”、 “巧实力”等一系列新概念,更有学者提出美国主要是一种制度霸权。近年来,随着中美权力差距日益缩小,两国之间的竞争逐渐从 “权力政治”转向 “规则政治”。就亚太地区竞争而言,中美的规则之争也日益重要,美国希望通过制度创设或制度扩容进行权力重塑,进而能够继续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在制度创设方面,经济上尤以TPP最为显著,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打造新一轮经贸规则来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这被中国认为美国是在重新筑墙而不是拆墙。 政治方面,美国力推东亚峰会,以防止自身在亚太地区合作中被边缘化。在安全制度扩容方面,美国不仅强化了其亚太联盟体系,推动联盟体系的制度化,还将安全合作扩展到亚太非盟友国家,使其安全辐射功能更为强大,以实现 “聚合安全”的战略效果。 美国希望通过规则重塑权力,打造其在亚太经济、安全和政治制度上的优势,限制中国的权势转化。如果美国能够促进亚太地区多边制度的发展,就能保证即便自身的主导地位被削弱或终结,亚太地区也不会进入中国一家独大的时代。

四是渲染中国 “威胁”,推动周边国家加强对华防范。在中国周边地区,“中国威胁论”历来不乏市场。随着中国通过经济合作不断拓展地区影响,推动地区机制化合作发展,美国越来越担心其在东亚地区合作中被边缘化,于是开始加大对所谓 “中国威胁”的渲染,试图通过宣传战和心理战来加大周边国家的对华抵触情绪。 通过抹黑中国,美国 “提醒”亚太国家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需要在安全上进行防范,这给中国的地区影响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亚太地区国家逐渐被中国的经济所笼络,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中有过早失利的风险。其结果是亚太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红利的同时,在安全上却对华猜忌与防范,使得美国在二元格局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亚太部分国家在安全上担忧中国,其不得不寻求更多安全保护,这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能够继续维持的重要基础。

五是通过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来离间亚太国家间关系,阻遏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拓展。美国不断利用第三方来牵制中国,特别是利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争端,明显偏袒菲日等国。 傅莹认为:“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关切是‘权力转移’问题,担心被中国 ‘挤出去’,所以从地缘政治出发,开始介入中国与邻国的争端,由此引发领土主权之争转变为战略竞争的风险。” 美国支持和纵容区域内部分国家的修正主义路线,导致亚太地区传统被压制的不安全因素迅速扩大,区域安全持续动荡和紧张。 美国的支持行为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更加紧张,这在中日、中菲海洋争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钓鱼岛争端已成为美国离间中日关系的一个棋子,其目的在于确保自身的亚太主导权。 美国极力推动在韩国部署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使得中国通过经济手段苦心经营的中韩关系良好局面严重受损,东北亚格局再度陷入 “两极化”。通过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不断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离间东亚国家关系的目的,不仅恶化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削弱了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也使得东亚地区的合作凝聚力下降。不过,美国的这一政策也引起了不少本国学者的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剧美国卷入亚太地区冲突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美国通过上述手段旨在继续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加强自身优势,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是不断限制中国的优势获得,特别是中国的实力向影响力的转化。

五、中国的拒优战略

尽管中国并未明确宣称要获取亚太地区主导权,但对国际地位提升的期盼已日益明显。地区主导权并不等于势力范围,而更多的是要发挥大国的地区领导责任。中国考虑的是不要贸然发挥领导作用,而是需要加强学习,“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官方虽然表态不诉诸主导权,但这种信号并未被美方所认可,中国也无法劝说美国相信其诉诸全球与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与主导权无关。美国基于维护地区主导权的考虑,将中国视为重要挑战对手,加强了对华战略防范的一面。与此同时,随着力量和自信心的增长以及大国外交的推进,中国将更加积极而坚定地维护和拓展其国家利益。中美双方的政策互动所反映的两国有关主导权竞争的信号并未得到有效传递,存在信号失灵,这也导致中美在事实上陷入了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不过,中国对于中美主导权竞争也比较担忧。王毅部长曾经指出,中国的目标不是去搞所谓的“势力范围”,争夺主导权和另起炉灶,而是要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由此表明,中国有意回避或淡化两国的主导权竞争,希望促进两国合作共赢。

树欲静而风不止。针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实施的拒优战略,中国实际上也采取了可视为削弱美国主导权的拒优战略。亚太联盟和规则制度是美国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重要基石,对此,中国的拒优战略是在增强自身实力与影响力的同时,主要以削弱美国的亚太联盟为突破口。对于中国而言,拒优战略的目标是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亚太地区主导权。具体而言,中国采取了三种战略手段。

一是削弱美国的亚太联盟。有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亚太联盟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形成了制约,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对其加以分化。美国也有学者指出,中国通过削减美国联盟的信心,向美国的盟友施加压力等方式来削弱美国亚太主导权的基础,这也促使奥巴马总统通过冒险的方式来增强盟友的硬实力以应对中国。具体而言,中国通过内外并举的战略削弱美国亚太联盟:一是从内部加剧其联盟困境,二是从外部降低其安全需求。就内部而言,主要是对美国盟友进行拉打结合。一方面,对与中国比较友好的美国盟友通过经济合作对其加以分化,并首先在美韩、美泰联盟进行尝试。中国通过密切与韩国和泰国的经济合作来削弱美韩、美泰联盟的对华针对性,使得美国的盟友在经济伙伴和安全盟友之间面临着联盟新困境。但近期美韩决定部署“萨德”系统表明,尽管中韩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良好,但如果中国无法满足韩国的安全需求,同时美国显示了其在关键时刻能够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这将限制中国在争取韩国方面的能力。对于泰国而言,尽管中泰关系密切,但近年来泰国实际上是在相对平衡地加强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加强中泰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强化了美泰联盟。对于美国的亚太盟友而言,只要其在安全上对美国仍存在较大需求,同时如果中国无法为其提供相应甚至是更多的安全满足,那么,中国想要争取美国盟友的可能性将非常低。

另一方面,针对与中国矛盾较大的美国盟国可以采取强制性策略,逼迫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在巨大利益考验面前分歧加大。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在海洋利益问题上冲突严重,一时难以争取。不过,中国可以适当增强对这两国的压力,谋求以压促变。中国压力的增强会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联盟困境,有望取得削弱联盟的效果。日本的中国政策深受其国内权力转移和联盟政治的影响。中国不断增加对日本的压力,可能使其在中美之间更加为难。针对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不断挑衅,中国采取一些反制措施,既能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也能表明中国周边战略的底线与原则。最近,菲律宾对华政策在杜特尔特上台后有所转变,其中不乏领导人改变的个人因素,但中国对菲律宾此前施加的压力也是重要原因,使得菲律宾意识到因为南海争端而损害中菲关系大局得不偿失,同时也使其认识到美国对其支持的有限性。不过,学界对于到底是应采取瓦解联盟还是阻止联盟强化的政策存在争议。尽管瓦解美国亚太联盟最终对中国有利,但目前条件并不成熟,这既需要美国和盟友之间产生重大战略分歧,又要使美国盟友拥有足够的自助能力,这在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

就外部而言,中国可以通过加强多边安全合作的方式来淡化亚太地区联盟需求。长期以来,美国的亚太联盟一直主导着亚太安全,其强烈的排他性实际上并不利于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亚太联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支撑,中国如果想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就需要逐渐削弱美国亚太联盟的影响。美国也非常担心中国的“剪裙边”战略,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削弱美国亚太联盟、地区合作中“去美国化”等方式来逐渐削弱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优势。中国可以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来超越联盟合作,为亚太安全合作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如“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和亚太安全新架构的推进就是很好的尝试。此外,中国也开始增加与美国盟友的合作,不排斥一些诸如中美日、中美韩、中美澳的三边合作,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军演也开始适当参与。国家通过合作增进了解的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对方,发挥贴身近博的限制作用。美国方面对此非常担忧,认为中国在地区安全上的新尝试意在削弱美国亚太联盟,挑战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由此也激化了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二是通过制度创设加强权势转化,增强中国的战略能力,拓展地区影响力。目前,中国的重要战略困境之一是实力向影响力的转化有限,这就需要诉诸制度建设。面对美国以“规则政治”为手段,大打“制度牌”,中国也不甘示弱,在制度领域不断发力,近年来在制度创设方面更加积极主动。不过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或创设的制度相对较少。中国一贯支持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合作的制度平台,鉴于东盟的“小马拉大车”的模式日益吃力,加之制度扩容降低了制度凝聚力,中国也开始自主创设一些地区制度,以促进自身的权势转化,提升战略能力。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和塑造国际与地区机制的意愿与能力都在上升。除了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继续充实发展外,中国开始推行“一带一路”、亚投行、“香山论坛”等机制,这不仅将增强中国在地区制度中的话语权,还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抵消或削弱美国的制度优势。“亚洲新安全观”更是被美国人视为中国的“门罗主义”,对此深感忧虑,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表现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谋求规则制定权的担忧。尽管中国在地区制度创设上主张开放包容,但大多坚持域内国家主导原则,这使得美国感到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在多边主义运用上,中国谋求“大多边”与“小多边”的互补发展。在政治制度上,东亚峰会可能是目前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但需加强制度约束性,推动制度性权力发展;在经济制度上,中国继续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亚投行、“一带一路”,这有益于提升中国在地区规则中的影响力;在安全制度上,美国亚太联盟的排他性难以被地区内所有国家接受,中国要积极推动包容性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逐渐减少域外因素对于地区安全的影响,加强地区内安全互信。不过目前来看,无论是“亚洲新安全观”还是亚太安全新架构,其具体实施都比较有限。总体而言,中国的区域制度建设要有针对性,着力于加强自身的地区主导权建设,同时也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减少对现有制度的冲击强度。

三是通过政经安统合增加地区支持。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归根结底还要看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朋友的多寡,实现“集势以胜众”的效果。对于中国而言,要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就需要削弱美国与中国邻国的关系,加强自身与邻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尽管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如火如荼,但安全关系并未相应增强。究其原因,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加剧了中国与一些东亚国家之间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失调,使中国“以经促安”的政策效果受到很大局限,并可能使该政策已取得的成果在较短时间内得而复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主要在经济领域,然而,经贸合作和互利共赢并未取得以经促政、以经谋安的效果。周边国家虽然不愿放弃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契机,但在安全领域对中国依然持有戒心,这也导致亚太地区出现二元格局。中国在与亚太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时应更加注意政经统合,强化经济外交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虽然目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基本上是经济铺路、政治安全合作较少,但中国正在逐渐转变风格,加强政经安统合。以安全合作瞩目的上海合作组织近年来不断加强经济合作,以实现安全与经济的“双轮”驱动。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也开始增加政治和安全议题,以拓展中国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澜湄合作可视为典型代表。“一带一路”更是一个涵盖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大战略,是中国在融入主流世界过程中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与困境所做出的“战略反应”。“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利于盘活陆海地缘格局,还有利于通过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的统筹。中国的地区影响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需要培植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多领域的影响,进而实现地区影响力的全面提升,以更接近地区主导权。正是由于主导权竞争,导致中美在亚太的朋友竞争更加激烈,给地区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对此也比较担忧,提出了培育中美两国共同的“朋友圈”,希望诸如新加坡、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此来缓解中美之间的竞争性。

六、结语

无论是从地区结构还是中美两国战略互动而言,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已日益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希望加以回避,但显然,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不会以中国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由于两国都极力避免彼此间的战争和冲突,因而和平竞争成为唯一选择。在此大前提下,中美都竭尽所能地想取得地区主导权,采取何种战略则备受关注。中美两国在亚太不同领域各具优势,但囿于两国互信有限,难以实现战略大交易,而是在强化优势的同时不断弥补劣势,这也导致中美在亚太地域、领域、权力与制度方面都存在交叉竞争。由于两国尚未达成共享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战略共识,因而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两国围绕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难以避免。这不仅会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也会加剧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困境。基于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中美双方会竭尽所能地阻止对方获取优势,拒优战略成为主要战略导向。阻止对方获取优势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可以避免过早失败,二是即便最终失败也能凭借已形成的权势获得一定的否决权。不过,在战略竞争过程中是呈现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将取决于中美战略博弈进程和未来能否形成共享主导权的战略共识。中美亚太竞争的最终结果是基于权势的讨价还价,因而两国都会尽可能地限制对方,增强自我权势,形成相互否决、相互试探、相互合作的发展态势,其路径可能存在积极对抗、消极对抗、消极合作到积极合作的态势。在此过程中,两国领导人应共同意识到主导权的分散性和共享性。在一个 “权力政治”不断让位于 “规则政治”的时代,主导权的权责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其基本趋势是主导权越来越具有分散性,主导权的实质也越来越表现为规则制定的主导权。

总之,“美国世纪”还远未结束,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依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中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也是无可争辩的现实,但21世纪的亚太主导权并不一定会在中美之间实现交接。世界大势的演变已经导致主导权的内涵与方式发生改变,多元共同领导将日益成为未来的趋势。拒优战略不过是当前中美在亚太地区尚未形成共享性主导权战略共识的阶段性产物,该战略实际上是两国着眼于未来的实力与意志的较量,其结果是彼此都难以单独获得亚太地区主导权。这对于中国的政策启示在于,在美国不会轻易放弃亚太主导权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亚太主导权竞争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要注重优势的积累并通过制度创设加强权势转化,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直接对抗,反而有可能促进消极合作。中国也不必寻求未来能够独享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这既不现实,也困难重重。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