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关系预测

作者：太平山客

中美两国的外交决策体制，有很大差别。简单而言，美国外交决策表现为三权分立结构下的典型官僚决策模式。尽管国会、司法系统、党派政治对美国的总统有制约作用，但是美国总统对外交决策依然持有高度垄断，无法避免总统决策出现错误，甚至经常会出现低级错误，对美国利益造成深度伤害。比较而言，中国的外交决策体现为集体领导、“党管外交”，在决策过程中，要与各方人士进行密切的、充分的协商，大事上从来不会形成任何人独断专行的现象，避免了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事实证明，冷战后的30年中，美国曾经犯了两次大的颠覆性错误，而中国至今没有犯颠覆性错误，没有做出明显值得后悔的事情。

冷战后美国至少犯了两个大的颠覆性战略失误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至少犯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颠覆性错误”。所谓“颠覆性错误”，就是指某一项决策对本国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长远的、难以摆脱的危害，而且至今没有解决的任何希望，而且当初完全可以通过正确的决策而避免。

第一，1993年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计划轰炸朝鲜的核电站，并已经派遣1艘航空母舰、7艘巡洋舰和驱逐舰驶往朝鲜东海岸。但是，这遭到了韩国总统金泳三的坚决反对。金泳三回忆称，在进行了数次交谈后，美国前总统卡特出面斡旋朝核危机。最终，美朝于1994年达成了核框架协议，美国承诺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而朝鲜则立即放弃核项目。

但是，24年过去，历史证明美国的决策完全是错误的。显然，在今天看来，美国在1993年打朝鲜并不是什么困难事情。即使当时打完了会出现烂摊子，也不会有今天这么麻烦。今天，朝鲜的威胁对美国今非昔比，美国打朝鲜造成的危险也是今非昔比。今天，美国对朝鲜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两个字：后悔。金泳三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后悔。

第二，2003年时，美国总统小布什不顾全世界各国的反对，执意攻打伊拉克。当时，美国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者、退休政治家、绝大多数智库专家，都是坚决反对的。布热津斯基讽刺这是一个完全“愚蠢的决策”。

众所周知，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后，至少给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危害。一个是地缘政治上伊朗坐大，一家独大，阿拉伯国家碎片化，美国无法组织有效的力量来制衡伊朗，美国被迫逐渐撤出阿拉伯国家，后遗症不断。另一个就是中东的恐怖主义更加猖獗，尽管伊斯兰国已经基本被消灭，但是以后还会以其他形式蔓延。如果当初小布什没有意气用事，今天美国在中东的力量存在，可以想象会有多么强大。

被网友戏称为战略忽悠局局长的张召忠，在2003年曾经错误地预测美国不会那么容易占领巴格达，而是要经过漫长的巷战抵抗。但是他也有另一个评价：美国在战略上错失良机，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混乱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十年前咬牙切齿的美国，经过十年反恐战争之后，有什么感觉，更加安全了还是更加危险了？

中国近30年没有犯低级的外交决策失误

尽管美国的政治制度以“民主”、“分权”、“制衡”为特征，的确存在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并不能阻止总统的独断专行，也没有阻止美国犯下颠覆性错误。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集中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优秀国际关系理论家。美国的智库也是实力非常强大的，有完善的“旋转门”机制和官学互动机制。美国的新闻媒体对政府有强大的监督作用，可以批评政府的不当行为。但是，很遗憾，所有这些，都没有能够阻止美国犯下了两个颠覆性的对外战略失误。

比较而言，中国近三十年的对外政策，不能说100%完全成功，但至少没有犯任何颠覆性错误。中国人的思维以中庸为特征，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而主张循序渐进。这三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无可置疑地正在追赶美国，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客观事实。到2050年中国达到甚至超过美国已经成为高概率事件。中国的强大，使得我们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防止左右错误。如何防止以后中国犯颠覆性错误，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重要问题。

近三十年中国政界、学界对国际局势的整体把握与预测是基本正确的

整体而言，近三十年中国战略学界曾经对某些国际问题有预测失误，但都局限于小问题。例如，伊拉克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美国能否迅速结束伊拉克战争？美国能否迅速打败卡扎菲？希拉里与特朗普谁将会当选美国总统？这些小的“黑天鹅”以及中国学者的错误估计，都无妨对大局势的正确判断。

对于大问题而言，中国学者的把握是基本准确的，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预测错误。比如中东局势的长期发展、恐怖主义问题、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周边外交问题、对俄关系问题。中国战略学界的预测能力，至少不输于西方同行。尽管社会科学在预测方面存在短处，但是中国学者还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辩证分析，没有提出导致国家犯下颠覆性错误的政策建议。即使有学者曾经提出比较极端的左、右建议，但是他们无法成为主流意见，无法对国家的决策真正形成有效的影响。稳健派始终是中国战略学界的主流意见。

即使我们与美国同行有差距的，但是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水平依然保持在高水平，很多小国学者的认知水平达不到中美学界的高度。只要我们防止任何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束缚，反对各种偏激的政策建议，中国政界与学界之间的互动水平就会有本质的提高。只要不刻意营造官学的尖锐对立气氛，在此基础上学者就可以帮助国家完善外交决策机制。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学者指出，我们既要更多了解中国，又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科学素质。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知识面偏窄，对科学数据等不甚敏感，这种缺点需要有效弥补，以提高政策分析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