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全球化智库（CCG）国际专家委员会委员。

　　新自由主义引起广泛的金融、经济危机，并随之带来社会及政治的危机。在此之后，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尽管在世界上不少政治仍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崛起并取代过去曾被有效实施的新自由主义，但我们没有理由庆祝这波日渐抬头的风气。而且奇怪的是，在这些案例中更常出现右翼而非左翼的力量。

　　你不能以邪恶对抗邪恶，正如谬论不能说服另一谬论。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正在给复苏的民族主义让路时，很难找到值得庆祝的理由。比起前者，后者已经尽了更大的努力以提供新的东西，一些进步的、具有社会吸引力的政策观点，以取代新自由主义之下有害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及其有缺陷的经济政策。无疑，一种新的实用主义正是这样的主张。不过，这波浪潮还远未达到弥漫的程度。

为了少数而牺牲多数　

　　当前，距离那场2008-2009年从美国、英国蔓延到全球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业内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正是那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经济学派，也是一种经济政策，一种依靠自由、自由选择、民主、私有制、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等关键因素的自由主义理念，并偏向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少数人富裕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目标被经济的去管制化进一步推动，在21世纪之交，这种趋势通过一波近乎荒谬的经济金融化以及对富裕阶层有利的财产重分配，将全世界的劳工放到了相对资本而言的劣势地位。

　　此外，1986年，美国在里根总统任期内那场臭名昭著的税收改革也是幕后帮凶。1979年，当里根还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美国的平均时薪是18.78美元（按2008年汇率折算）。到了2008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一数字居然低于1979年的水平，只有18.52美元。这些年间的重大劳动效率增长的果实到哪去了？国民收入增长又到哪去了？很遗憾，作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结果，这些本应属于大多数人的果实都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还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在1970~2010年间，利润占GDP的比重上升了将近10%，因为工资的比重从超过53%下降到低于44%。

　　三十年来，从1979年到危机之前的2007年，收入水平前1%的美国富人的净收入增长超过了约280%，而美国社会最穷的20%则仅仅增长了20%，也就是说，社会大众几乎每年都对这种收入增长“无感”。后来，收入不平等仍然持续扩大，目前几乎在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达到最严重的程度。最常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方法是基尼系数，这一系数在0~1，理论上，0代表着社会上的每个人拿到同样的收入，也就是绝对平等。而1代表着有一个人拿到了社会的全部收入，也就是最大程度的不平等。目前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而波兰只有0.3，更平等的丹麦则只在0.25左右波动。

人们先发脾气，进而占领街道　

　　很明确的是，日增的收入不平等和扩大的社会排外趋势导致了人们的愤怒，并迫使他们走上街道，甚至占领了那条著名的华尔街。而由于一些政治精英、媒体表现出令人气愤的漠不关心，加之所谓“著名经济学家”们的推波助澜，局势进一步恶化。政治和媒体精英们试图将问题归咎于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等客观的进程，他们技术娴熟地将民众愤怒的焦点向外转移，转向其他国家和外来移民，像是中国、墨西哥或穆斯林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照此逻辑，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之下，再加上一部分原因被归结为每个人自己的成就，于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看起来无可责备。

　　精英们的这种行为带来了新一波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反全球化情绪。为这一现象下一些正确的结论是很值得做的，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看到这些努力。至少最近一次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目前仍是世界最强经济体的美国，还没有看到这种积极的反思。

　　事实上，在特朗普上台的这一年，一个比里根时代酿成的错误更加严重的问题已经造成。这一次的飞蛾扑火是在近年来的危机之后再次发生，人们本应有一些后见之明，包括那些新自由主义者。不幸的是，这一次，新自由主义标志性的贪婪与民粹主义的天真一拍即合，两种特点在当前白宫的主人身上合二为一，造成一种不太符合正常逻辑的现象：尽管人不能踏进一条相同的河流两次，但无论如何要踏进一滩相同的沼泽两次。而美国人急着在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正是这种路径的延续。我认为这个法案的通过很匆忙、急迫，是因为共和党为了打败民主党的反对而选择在晚上投票，甚至通过收买党内的参议院以获取明显的特定让步。当然，也因为法案仍需在众议院再次投票表决，所以共和党若想让今年有个拿得出手的立法成果，则不得不在圣诞之前与时间赛跑。

　　当共和党人正在高调宣传他们的胜利时，特朗普总统正在推特上呼喊“工作，工作，工作！”，他还写到：“这真是一个结果会自己说明一切的法案，很快就会证明。”民主党人全体一致地抗议这项税改政策，将法案形容为“强夺”或“欺骗”。好吧，也许这不能称为抢劫，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完成，也没有违宪，但这确实像是一场欺诈。

这一切的重点何在？　

　　人们能察觉这一切，因为只有27%的美国人支持这项新法案，反对者却高达52%。民众依靠他们自己的眼光就能看清，同时，他们更信任无党派立场的权威提出的实用的主张，而不是那些因新自由主义的游说而变得腐败、带有亲政府偏见的专家和经济学家们。

　　当后者宣称公司所得税的下调会带来大幅经济增长加速时，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包括部分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到2027年，削减公司所得税能带来的额外GDP增长只有微不足道的0.4~0.9%，甚至可能近乎为0。而根据国会研究处的分析，公司所得税降低10个百分点仅仅能提升0.15%的长期增长率。那么，这场法案之战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

　　是保证在这波对企业的税改趋势之下，其他的法律调整可以形成合力，以多数人的代价让少数人更富有。我在1994-1997年以及2002-2003年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任职期间，我也减过税，包括公司所得税，我的减税方案虽激进但不鲁莽：首先从40%降低到32%，再从28%下调到现在的19%。同时，减税也有其他财政调整来配合，配套政策不止促进融资和投资，也关注理想的社会收入关系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因而，改革之后，增长迅速找回节奏，收入不平等降低，长期的政府债务也没有增加。

　　但这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的方案在把很高的公司税降低的同时也去除了不少减免税，这对税收体系有害。因而，不止经济不会显著加速增长，失业率也不会下降，更糟的是，不平等、债务问题都会更加严重。

　　实在令人困惑的是，那些美国税改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们怎么能在无可避免的预算赤字增长以及相伴而生的政府债务剧增面前显得无忧无虑，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巨大无比。除了那些税改方案的辩护者们，社会已有一项基本的共识，即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的国债会增加1.5万亿美元。目前，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大约超过GDP总量的7%。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会更积极地提升利率，这将打击资本的投资倾向，从而使增长放缓。

新自由主义2.0　

　　民主党希望纳税者们（政治人物眼中的选民）能够从政府宣传的误导中跳脱出来，发现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操纵，并在2018年用选票让共和党失去国会的多数席位。或许是这样，尽管这未必是必要的。根据这套税改方案的组成方式，减轻的税赋确实会带来好处，在未来的几年，多数纳税者，包括那些不那么富裕的、更大众的阶层也会受益。然而，这种税赋降低的作用会在2025年消失，在那之后，就轮到穷人来为富人买单了，而且这将没有时间限制。再次，这一税改法案将会紧随下一轮选举的脚步，包括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和地方选举。总的来说，在2018~2027的这个十年间，在2026年之后回归的高税率将会抵消在2018~2025这段期间产生的利益。在2025年之后，53%的纳税者将纳更多的税给美国国税局。

　　一些公正的分析师们已经计算出，这次税改的最大获益者将是最富裕的阶级，诸如跨国公司、财产的所有者。确实，在过去四十年来所发生事件的背景下，决策者如果还在其经济和政治思考中表现出如此的短视和偏见，是应被谴责的。这样的税改法案将无法为人口中最贫穷的20%实现真正的减税。据估计，到了2027年，最贫穷的阶级平均减税仅有可忽略不计的10美元，而对于最富裕的千分之一来说，从税改中得到的收益将达到278,000美元。

　　因此说明，尽管有近年来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很显然仍未被击败，并且正在给美国经济带来下一场更大危机的诅咒。这并不是美国自己的事，尽管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正在逐渐下降，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美国将持续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在可见的未来，美元也仍将维持其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众也会为这场新自由主义滥用的续集付出代价，而这一悲剧背后的始作俑者不应该被我们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