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作者：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鲍志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来自：时政国关分析

2018年7月16日，有两场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全球瞩目。一是在北京召开的中欧峰会，二是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次正式会晤。这四方——中欧美俄，没有哪一个不是沉甸甸的。尤其在当前世界正因特朗普的搅局而重新分化改组的时候，两场会议都被赋予了特殊意义，还有很多想象：欧洲有舆论在讨论要不要“联中抗美”，而美国媒体竟也传出“美俄联合抗中”。

实际上，中欧之间并不存在“联合抗美”，而是加强合作，共同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这是很现实且必要的选择。欧洲人虽然对特朗普的很多做法很不赞同，但对美国仍然存在较重的心理依赖，对中国有着防范之心。而对于“美俄联合抗中”，别说美国政界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就连俄罗斯人也不抱太多幻想。相悖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上的零和博弈、互不相让的国家利益……“美俄联合抗中”，谈何容易？然而，这些看似天方夜谭声音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处在世界大变动的前夜，各方力量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前，正寻求新的分化组合的可能性。

那么，当前大国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未来到底会走向何方？中国又该如何应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确判断大国关系态势，对于中国更好地利用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层说：
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
                                                                                                                 ——习近平

一、大国关系新变化及其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这个大变局就是：国际格局正在面临从五百年西方主导的格局，向东西方均衡发展的格局加速转变中，大国关系出现了明显的不确定性。

1. 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

以前大国互动的背景是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今，作为传统地缘政治稳定岛的北美、西欧内部受到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的冲击，正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而中东等传统上的不稳定地带的冲突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呈现了加剧的趋势。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以前反全球化的主力是发展中国家，这一轮则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全球化旗手美国，现在变成了全球化的最大障碍。不确定性增强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息网络化导致思想和利益的复杂化。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过去，信息传播的媒介相对单一、固定，受众个体的偏好差异没那么明显。网络的优点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而这恰恰也是个陷阱。因为人都是有偏见的，受众会专门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看。不断筛选的过程，也是个自我洗脑的过程，最后导致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我们内在需要的世界。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整个社会，至少是在网络世界里，是不真实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比较容易地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这样持不同意见的人群达成妥协就比以往更加困难。

二是跟宗教有关的极端化更加突出。宗教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宗教因素是推动地缘政治变迁的重要动力。随着张扬个性的后现代范式和价值越来越流行，宗教极端化的趋势有所抬头，并已成为了一个世界性问题。总体上，当今世界约20%的人口属于无神论者，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而世界上其余约80%的人口都是信教的。现在除了人与人世俗的利益冲突外，“诸神的战争”更加严重了，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世界主要宗教，目前都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借助现代社交媒体，宗教极端分子在世界范围内蛊惑和网罗支持者。手段上，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暴力合法化，鼓吹为了保持宗教的纯洁不惜发动所谓“圣战”，“伊斯兰国”等极端伊斯兰主义就是代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宗教极端主义都将是国际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来源之一。

三是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盛行。当前民粹主义政党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支持率都在急剧上升，这是因为西方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出了问题。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普通工人的报酬明显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都集中在社会顶层。有统计显示，1973年至2014年，剔除通胀因素后，美国中等收入者收入只增长了8.7%，而同期生产率增加了72.2%，经济增长受益者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高薪人士和富人组成的小团体。经济上贫富差距拉大，导致西方民众越来越青睐极端主义的政党或政客。同时，传统制度化的政治转向社会运动的政治，导致强人政治的盛行。

2.实力兴衰变化致大国关系深入调整

代表西方的美国和欧洲内部都出现了问题，包括人口老化、人口萎缩，工业优势不再明显。目前，美国GDP占比基本稳定在全球的25%左右，还是明显的超级大国，而欧盟、日本都有明显衰退。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整个非西方力量壮大起来了。中国GDP从占全球的4%涨到15%，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大国印度在崛起，挤入了大国行列。美国和中国庞大的体量和综合国力，决定了两国在大国关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两国的动向，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尤其大。

美国是影响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现在它选出了一个反建制领袖——特朗普。他的很多做法大都不符合常规，并且影响非常大。他不断退出美国创立的国际机制和协定，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全球移民公约、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组织等。世界的“群主”不断“退群”，破坏了现存的国际秩序。特朗普处处强调“美国优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高举“公平贸易”大旗，大打贸易战。它不仅和竞争对手中国、俄罗斯打，还跟“邻居”墨西哥、加拿大打，跟盟国欧盟、韩国、日本打，甚至连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也打。比如，特朗普要求非洲中部的内陆小国、仅有1200万人口的卢旺达，降低来自美国的二手衣物的进口关税，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惊呼他怎么“连蚊子也要啃”！

读数字：
谁掌握现代制造业，谁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业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柱，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全世界近200个国家，500年来能掌握现代工业的只有20个，人口也就是2%，加上中国是22%。

中国是影响大国关系的另一大变量。中国有三个特点：一是体量很大，二是发展速度很快，三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比较确定。这个确定性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政治上，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经济上，我们还处在上升阶段；科技国防发展速度快，中国的技术爆发令美欧国家很吃惊；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提升也很快。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即开拓进取。块头大、发展快、比较稳定，并且开拓进取，因此，中国本身就成了影响国际格局特别是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变量。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现在研究国际形势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

二、未来几年大国关系走势

2018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总体来看，我国运筹大国关系还是比较成功的。与周边三强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关系总体处理得不错——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日关系最近半年有明显改善；中印之间经历了“洞朗对峙”艰难时刻后，关系已经回暖。未来几年，中俄、中欧关系将会相对稳定，中印和中日关系有可能出现反复，但基本可控，而中美关系将迎来较大挑战。

1.中美关系将会比较困难

中国的日益强大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是导致美国对中国敌意上升、双边关系困难增多的根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太快了，快到美国都难以适应。中美之间客观上进入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矛盾阶段。2015年开始，美国战略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讨论。这场讨论起始的标志是，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戴维·兰普顿提出中美关系处在“临界点”上。最后讨论得出的结论认为，美国一直奉行的对华“接触加遏制”战略需要进行调整。过去在对华应该接触还是应该遏制的问题上，美国的朝野、左右、政商派别之间是存在分歧的，这次讨论之后，主张对华强硬逐渐成为了共识。2017年底到2018年初，美国公布一系列文件，除了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外，还有《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两份军方的报告，以及《国情咨文》、《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两份文件，它们一致的结论是：恐怖主义不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大国竞争是主要威胁。中国、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且未来主要是中国，因为俄罗斯已经掉入“资源陷阱”了。有了这个结论以后，中美关系的基本定位就变了。过去40多年，美国尽管对我国有诸多不满，但把我国基本定位为是可以合作的“伙伴”。

美国是个行动能力非常强的国家，一旦认定你是主要对手，就开始连续出牌了。它现在出的第一张牌就是贸易战，同时在出的一张牌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好几轮，过去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夸大某个单项上的情况指责中国。例如，中国军事威胁论、网络黑客威胁论、环境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等，但最新这一轮“中国威胁论”不是单项的，而是全方位的。美国指责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不断冲击现状，是动乱的根源。这轮“中国威胁论”产生了很多实际的影响，比如，一些正常的投资不让我们投，认为威胁他们的国家安全。美国第二轮还会陆续打出四张牌：台湾牌、南海牌、人权牌、朝鲜牌。从迹象上看，有些牌已经开打了。再往后一定会打东海牌，在中日之间捣乱，在中印之间挑拨离间，而且会沿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捣乱。尽管中美竞争博弈日益加剧，但中美战略合作的需求依旧存在，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我国应继续加强对美战略沟通，避免战略误判；继续强调合作共赢，管控分歧。中国对美国的总方针是斗而不破，以斗争求团结，让美国接受我们成为平等伙伴。

读数字：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至美国14%的水平。虽然只有美国的1/7，还有很大差距，但日本人均GDP在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之前的1950年，才只有美国的1/14。而这对于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意味着中国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以上。在人均GDP追赶美国的过程中，经济整体规模也就是GDP水平会超过美国。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2030年中国GDP将与美国比肩，2040年将比美国高出30%。也就是说，在今后10年左右时间里，中美GDP将会出现逆转。

2.中俄关系将总体保持稳定

中俄关系未来几年能否保持稳定，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能否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俄罗斯民族在心理上一直以来都希望融入西方，但西方世界在心理上对俄罗斯是排斥的，这成为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疏离的文化根源。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曾经积极地拥抱西方，希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接受俄罗斯成为平等的伙伴。但是，美国以类似“战败国”的待遇对待俄罗斯，同时积极推进北约东扩，侵蚀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空间。这成为了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西方不信任的历史根源。政治上，普京执政后实行威权统治，对内，打击寡头，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恢复国内秩序。对外，努力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出兵南奥塞梯、克里米亚，介入叙利亚内战。这些动作引发了美国对俄罗斯敌意的上升。只要普京执政，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这为中俄的接近创造了政治前提。战略上，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未来美国对中俄两国的战略遏制无疑会加强。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相对衰落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使俄罗斯需要中国在战略上成为伙伴。这为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战略前提。苏联解体以来，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当前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所以，未来几年，中俄关系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3.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将持续发展

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自1975年正式建立双边外交关系以来，中欧关系总体上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目前，欧盟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我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欧盟也是我国累计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然而，中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16+1”机制，引发了部分欧盟国家的反对，认为中国在“分裂欧洲”。中欧传统上的矛盾主要集中于贸易和人权问题，延续了将近30年的欧洲对华武器禁运还没有解除。在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中，同样与美国存在贸易冲突的欧盟没有和中国联手，本质上还是因为中欧在文明属性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中欧之间没有地缘利益冲突，中国应该加强与欧盟的合作，积极寻找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突破点。从近期来看，中欧目前都面临着来自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威胁，双方有进行务实合作的动力；从远期来看，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无论能力还是意愿都在下降，中国应该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2018 年6 月9 日，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落幕。美国与加拿大、德国、法国等与会国在关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峰会联合公报发表后，美国拒绝承认公报。图为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众多领导人劝说的对象

4.中日关系风险不小

在所有大国里，日本可能是最难以接受中国强起来的国家，这源于日本的心态。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举全国之力进行工业化的时候，中国却在一段时间内错误地拒绝工业化。这种战略差异，导致中日综合国力差距不断拉大。现在，情况已经发生逆转。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2倍还多。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总产值接近美日欧之和。在高铁、电子科技等领域，日本的优势地位正在丧失。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使得日本对中国产生了一种集体性焦虑。最近一年，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特朗普上台后，他的很多做法都不同于以往的美国总统，使得安倍对日美关系感到不安。另外，当前欧洲局势复杂，英、法、德等欧洲大国面临诸多问题，这也令日本无所适从。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扎扎实实，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表明将继续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因此，安倍希望能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从而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尽管日本对华关系上释放出正面信息，但考虑到日本某些政客对中国还存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加之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等现实矛盾，未来中国对日本要继续听其言、观其行。

5.中印战略竞争态势将加剧

中印两国的共同点很多——同为文明古国，互为重要邻国，均是快速发展的、10亿以上人口级别的发展中大国。近年来，两国领导人就发展中印关系达成广泛共识，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在坚持这一定位的基础上不断取得长足发展。两国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大势更加强劲。2017年虽然我国跟印度发生“洞朗对峙”，但后来双方予以妥善处理，都做了不少缓和关系的工作，比如中国商务部组织中国贸易促进团赴印开展经贸交流，印方也频繁派出高官访华。2018年4月27日至28日，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了非正式会晤。未来，中印的战略竞争态势会进一步加剧。因为印度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地区层面，它谋求建立印度洋霸权，巩固和提升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全球层面，它力图确立世界性大国地位，强化军备建设，提出“印度制造”口号，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同时，印度还是美国“印太战略”重要一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始终持有怀疑的态度。中国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下加强合作，这一举动被印度解读为中国是在削弱印度的地区影响力。此外，中印边境领土争端一直悬而未决，长期来看，因为印度的民族性中缺乏边界感和理性思维，这导致一方面印度在外交谈判中难以在理性基础上达成妥协，另一方面对于自身实力缺乏准确判断，容易陷入“迷之自信”的心态中。所以，我国尤其要沉着谨慎应对。

三、应对大国关系变迁的中国之策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应对不确定的国际形势和深入调整的大国关系态势，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我国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正确处理内部问题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只要我们内部不出事，保持战略定力，外部挑战就都是可控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些重要政治判断说明，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仍处在世界比较靠后的位置，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正确处理内部问题，一要正确处理执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二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关键是要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2018年的“中兴事件”让人们认识到了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将会加速针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的科研攻关，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三要促进社会分配公平。这里的关键是缩小贫富差距，防范和化解房地产等领域的金融风险，妥善处理地方政府债务。这些问题事关执政党执政基础和国家长治久安，需要我们认真应对。

2.正确处理周边问题和两岸关系

一是朝核问题。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出现了缓和。朝鲜半岛南北领导人举行会晤，金正恩三度访华，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也举行了会谈，这是在任的朝美领导人数十年来首次会晤。此次会晤形成了美朝联合声明，美方承诺向朝方提供安全保障，朝方重申对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承诺。但是目前的声明是比较模糊的，并没有涉及具体的弃核步骤和时间表。声明的精神能否落实，弃核进程是否出现反复，这些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而未来各方处理朝核问题的节奏和方式都将事关朝鲜半岛和东北亚未来的总体走势。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金特会后表示：“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的困境最重要的是由美国和朝鲜坐下来通过平等对话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为了促进并实现这个进程，近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为之努力。”中国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方，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二是台湾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六个任何”，即“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大陆虽然继续坚持“九二共识”

原则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但是从客观态势上看，蔡英文当局执政后，“台独”意识形态更坚决，推动“台独”议程方面也更熟练。美国为应对中国民族复兴，打“台湾牌”的倾向在上升。未来日本、印度也存在打“台湾牌”的可能性。这预示着未来台海形势的风险在上升。

三是南海问题。南海和平稳定牵系中国和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共同福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对南海海域的部分地区提出领土主张，这本是可以通过协商谈判解决的问题，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外部势力总想挑动是非，动辄把全副武装的舰船飞机派到南海炫耀武力，这才是当前我国南海面临的主要挑战。美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远远超过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家军力的总和。但美国反而屡屡指责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事实是，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上搞建设活动，主要是建设民用设施，同时也建设必要的防卫设施。我们要高度警惕域外势力在南海挑拨离间，干扰我们的发展大势。

“马拉巴尔-2018”演习是美国在印太司令部更名后举行的首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体现了美国急于加强在印太海域与地区大国军事合作的意愿，同时标志着“印太战略”构建取得了一定进展。

3.正确处理大国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中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外交的总哲学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此我们是广交友、不树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关系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中国没有把任何大国当作敌人，我们在全球建立伙伴关系，方针是结伴而不结盟。因为结盟往往是针对第三方的，就会潜在树敌。目前，我们和俄罗斯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跟日本、印度的定位也都是伙伴关系，只不过程度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区别。中国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的稳定则是外部环境稳定的关键条件。所以，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期待十分清楚，即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建立牢固的中美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将使双方能够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国内目标，更有能力应对当今世界的诸多挑战。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实质和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真正期待。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更趋强硬，目前看似乎已经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具体如何“示强”，似乎还不是特别清晰。现在特朗普政府强调的“印太战略”，主要有两个框架，一个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构成的民主价值观，另一个是美国在幕后，由日本具体操作，联合澳大利亚、印度和越南的四国同盟。目前日澳印越四国同盟还没成型，民主价值观同盟已经初步成型。但应该看到，参与“印太战略”的各国姿态上虽看似一致，但各方的利益诉求是有差距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印太战略”最终只能是镜花水月。短期内，受到其鼓动，缺乏战略定力的印度对外动作会更加冒险，日本也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修改“和平宪法”，实现“国家正常化”。对此，中国心里要有底。然而，对中美关系不应过于悲观，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美互动的结果，也会受到世界大势和与各国互动的影响。如果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各种矛盾和挑战，应该也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势产生正面影响。

总之，我国发展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要坚持内部问题优先，抓住并且努力延长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对外，中国应坚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