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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全球弥漫着对自由贸易的悲观情绪，给刚刚复苏的世界经济再次蒙上阴影。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合著的《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正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细致观察，为我们理解产业发展、国家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提供了一把钥匙。

长期以来，我们笃信自由贸易理论。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贸易模型中，所有参与的国家都完全专业化自己具有比较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的产品，分工和交换的结果总能符合所有贸易国的经济利益。这一结果使各贸易国的生产效率和消费者福利达到最优水平，贸易不会带来国家利益的冲突，贸易还会造就和平。当前，基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就像英国依然在专业化生产羊毛方面有优势，法国在生产葡萄酒方面有优势。但是，现在后天优势（gained advantage）决定的分工和贸易已经占主导地位。以规模经济和保留产业（retainable industry）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社会与“羊毛－葡萄酒”的例子大相径庭，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古典贸易模型。

拉尔夫·戈莫里

威廉·鲍莫尔

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合著的《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正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细致观察，不断放松古典贸易模型的假设，将之用于分析以制造业、技术迅速变化以及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大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修订后的贸易模型显示：在国际贸易中确实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为代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无形之手”带来不是单一的最佳结果，取而代之的是多重均衡，这些结果分布成简单有序的模式，是由市场力量维持的，对各国的贸易福利产生不同影响。其中一些结果对某一国有利，而另一些结果对另一个国家有利，还有一些结果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但是，实际情况通常是对一个国家极为有利的结果往往对另一个国家极为不利。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多重均衡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均衡对另一个国家来说不是最好的。最后的均衡是在各国追逐产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产业冲突的结果决定了哪些国家会受益多一些，哪些国家会受益少一些。

这种冲突的形式不同于人们熟悉的关税战和其他贸易保护战，而是一种竞争，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一国最终不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环境下的某些可能均衡。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帮助相当不发达的国家提高生产能力而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发达国家的利益也决定了它竭尽全力与其他国家展开竞争，以避免这些国家的进步损害自身利益。研究表明，一个工业化国家将受益于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这一过程将会持续到其贸易伙伴达到在全球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水平为止。通常，这一发展水平仍然远不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超过这一点，该新兴贸易伙伴发展更多的产业将不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定会通过激烈的竞争来维持其相对于新兴对手的巨大优势，从而确保其最佳利益。如果发达国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其经济财富就会受到抑制。在国际竞争中，从生产率角度，美国只有尽可能领先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贸易伙伴的领先地位，其境况才会更佳。这再次证明了在古典贸易模型中，贸易的结果是唯一的，但是现在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可能的结果。对一国最佳的结果往往对其贸易伙伴国不利，这是贸易冲突的潜在来源。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古典贸易模型下的“无形之手”只能导向一种结果，现在由于高启动成本、后天习得和产业规模给“无形之手”更多的选择。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分别具体分析了规模经济和生产率变化假设条件下规模经济带来的多重结果的重要性。两位经济学家提出，对于产业发展，发达国家应当集中发展快速演变的产业；欠发达国家应该集中发展那些生产率的提高不是非常迅速发生的产业。现代产业间的国际竞争所导致的国家利益冲突的结论又引出了很多新问题，即一国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一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目标，从而引出了有关政府和企业在促进国家福利中的作用问题。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贸易是企业和产业的领地，贸易的结果取决于单个企业的个体决策行为。主张政府在国家贸易模式中的作用，并不意味提倡政府的积极干预。政府行为既有利，也有害。对于如何确定本国均衡的位置，作者指出工资率标准可以帮助一国确定现实世界中的贸易伙伴是不是理想的，根据可获得的101个国家的数据，一国理想贸易伙伴的工资通常是要比该国本身的工资低50%~70%。工业化水平相对主要贸易伙伴比较低的国家而言，产业份额的任何提高都是有利的。有选择地改变其相对位置、从更富裕的国家获得产业，鼓励更不繁荣的贸易伙伴进入产业部门是合意的。产业份额所有的这些变化对整个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为产业份额的提高投入资源对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是有利的。看来，市场以外的激励是有经济学依据的。但是如果获得成功扩张和保留产业的激励机制是困难的。

在全球，政府扶持被普遍应用，但不是所有的政府扶持都成功。比如，在计算机产业，只有日本的计划是成功的。政府如果有能力，应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它们更可能发展称为保留产业。由于技术获得带来的普遍增长，不需要政府直接干预，只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特许环境。比如，亚洲国家的大量增长都与电子装配、机械装配、服装制造等产品有关，这些产业有关的技术有些是本土的，有些是从跨国公司得到的。比较薯片和计算机芯片，薯片产业的可保留性是困难的，但是芯片是保留性产业，资源投资于芯片会给经济带来长远利益。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无论薯片生产还是类似薯片的运动鞋的生产，其优势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直至其通行的工资水平上升到足以使价格竞争优势被更低的国家取而代之。对于一个发达国家，将政府补贴投入运动鞋这样的产业，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持续变化或者确立起保留优势，竞争不会使补贴长期存在。从国家的角度，如果有任何利益，都可能是短暂的。政府强迫国内企业进入现有的保留产业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美国不像日本，没有有意识的产业政策，除了和国防产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迫于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对夕阳产业（比如美国锈带地区）给予关注。因为这些产业的投资和就业面临来自市场发展或国外竞争的威胁，而且这些产业未来发展前景黯淡。美国有实践创新的历史，比如在电力、电话、汽车、收音机等方面曾站在前沿，美国随着这些产业的成长而成长。现在，美国在生物技术、计算机、软件、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继续保持创新传统。美国有财力，也舍得在基础研究上进行投资，加上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使持续创新企业成为可能，并发展为保留产业。这是美国产业提升和国家利益提升的阳关大道。

美国很早就在半导体、汽车和钢铁产业建立了重要地位。当其地位受到威胁，美国确实进行了干预。联邦政府曾为半导体技术联合体提供了一半的资金，美国政府鼓励向美国出口钢铁和汽车的国家实施“自愿出口限制”。可以说，这些干预取得了成功，这些产业仍然是美国国民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当前，从贸易模型上来看，如果一国的国民收入占比相对贸易伙伴而言没有达到最高点，那么对保留产业的保护符合国家利益。从美国的角度看，保持现有的优势，例如，在半导体、钢铁和汽车产业保持已有的优势，比重建新产业要容易的多。因此，从理论和历史观察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当前美国对钢铁、汽车以及对电子通讯产品的保护政策。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产业竞争，关税战和其他贸易战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看起来是政府干预经济，实际上这是产业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美国当前的国内政策，比如税改，也一样具有国际竞争意义。中国在钢铁、计算机、互联网、通讯产业的迅速崛起，提高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市场份额，如果中美两国的贸易已经超越了互利区，那么，可能会对美国带来不利。

对于欠发达贸易国，两位经济学家建议集中发展少数保留产业，克服进入保留领域的高成本障碍。这些支持包括软硬基础设施投资，如道路和高等教育体制。比如，高等教育体制投资对计算机产业的好处可能比采煤业的好处更大。低工资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资产，它可以借助这一优势进入到保留性行业，比如计算机产业。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会抵消这一优势，但是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政府税收优惠、基础设施、要求跨国公司提供研发支持和高技能的本土化来使该国超越初期在产业中的劣势。产业竞争和国家利益连在一起，如果一国生产率落后或者其他原因而使其在世界产业中的份额下降，那么其国民收入和国内工薪阶层就很容易成为最终的受害者。这一建议对中国产业成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提出了10点产业振兴计划，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改革高等教育体制，这对于中国保留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规模经济和生产率变化假设条件下规模经济带来多重结果，当前制造业以高度的保留性为特征的。两位经济学家对古典贸易模型的拓展重申，自由贸易与众多可能的结果是并行不悖的，两国既存在互利区域，也存在冲突区域。他们提出，我们可以通过个体行动或者公共政策修正这一结果，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的贸易国提出了修正的路径建议，但是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方法。历史把我们带入今天，我们可以冷静地考虑产业竞争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对于中国，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们很可能改变历史中的很多偶然，对于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保留性)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没有在书中针对中国崛起举出更多的例子，我们当更了解自己。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市场需求有巨大潜力，我们在建立开放新体制的同时，要注重国内市场建设，同时为新兴产业发展在软硬基础设施方面做好准备。对于已经具有保留特征的产业，加强企业科技资产和人力资本的累积，提高保留性。我们笃信两位经济学家论证的经济学逻辑，帮助更多的贸易伙伴发展国内产业，建立互利贸易区域。即使非经济学人士都明白，针锋相对的博弈只会导致贸易死亡，那是所有人都不期望的。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可持续发展需要自由贸易的新鲜空气。中国是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支持者，美国也是这一体制的重要支持者，教科书没有给我们现成的方法化解彼此矛盾和冲突，两国需要智慧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