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瘟疫史中的 “预警者”
2020-05-22 07: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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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清华全球传播 

编者按

2020年伊始,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抗击新冠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战役。回溯历史,从14世纪的黑死病到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人类与疾病和瘟疫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业与大众传播的逐渐发展不仅推动了抗疫的进程,也为我们今天理解瘟疫与人类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档案。

新闻学院“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聚焦于新闻传播和全球瘟疫的关系,由选课同学组成9个小组,从新闻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新闻与瘟疫的多元关系。“清华全球传播”公众号将于近期分别推出各小组报告的精华版。

一、引言

2020年3月19日,国家监委调查组公布了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的调查时说:“李文亮转发、发布相关信息,主观上是想提醒同学、同事注意防范,信息被大量转发后引发社会关注,客观上对各方面重视疫情、加强防控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如张继先、李文亮、艾芬等预警者出现。他们发出的疫情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和武汉保卫战的胜利进程。

“历史是在螺旋式地前进”,我们将对历史上重大疫情中出现的“预警者”进行更深一步的挖掘与探讨。

二、“预警者”概念界定

2.1. “预警者” 的定义

“预警者”一词作为预警新闻的衍生物,指代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性事实进行风险提示的个体或组织,以引起社会关注和做出相应反应。与之对应的英文词汇为“admonisher”,也指代做出预警的人。

2.2.预警方式

内部:在组织内部“预警”

外部:向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一般是向国家机关举报,或向社会公众发布相关信息

2.3.“预警者” 与 “吹哨人” 的不同点

主观动机不同:“预警者” 为在事件发生前或早期,根据已收集的各类资料,对可能发生的事实进行一种或多种预测;“吹哨人” 则因工作关系产生于与此相关对公共利益产生威胁或损害的情形,并通过一定的渠道将相关信息进行报告和进行披露。对比来看,预警者和吹哨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前者在一般情况下也无须相应的保护制度。

报道立场不同:“预警者” 以警示使公众和决策机关能据此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吹哨人”则以揭示已发生的不道德行为来引起民众注意,提高人们的警惕。

2.4.概念延展:“疫情预警者”

国内财新网和《华盛顿邮报》中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均使用了“预警者”/“admonisher”这一词汇。“疫情预警者”往往能早于公众甚至政府获取疫情信息,并借助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权威身份,对外发布潜在危机预警并进一步提出基于医学知识的救援性信息。

三、具体案例讨论

前现代

1.疫情概况梳理

鼠疫(pestis)曾在世界上爆发三次,其中影响最大的以此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

有关黑死病的最早记载是1348年一名叫做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佛罗伦萨人记录的《十日谈》(The Decameron),其中有对黑死病患者及社会影响的记录。这场瘟疫从意大利逐渐扩散到法国、西班牙、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1352年左右逐渐停止,期间导致7500万-2亿人丧生,直接抹去了欧洲一半以上的人口。

幸存者埋藏死者的场景,

现存唯一的第一次黑死病爆发期间的图片

这场黑死病瘟疫对欧洲社会的宗教、政治、文化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改变人口分布的同时也为之后的文艺复兴和殖民时期创造基础。

2.“预警者”介绍

中世纪时期黑死病的“预警者”并不容易界定,由于当时较为原始的口头传播形式,在此仅列举几位最早记载黑死病的个体。

以西班牙人Jacme D'Agramont为代表的一些医生在政府的支持下发布了一系列“抗击疫情手册”(Plague Tractates),这些手册里写着疫情的起因、症状、治疗及预防措施。

救治黑死病的医生,戴着鸟嘴型面具作为防护措施

3.“预警者”与新闻传播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Agramont在此时选择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出防疫建议,具有一定的可传播性。在没有教廷帮助的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力,Agramont无法将自己的意见传播到生活范围以外的区域。通过将信件内容公之于众,Agramont不必对每一个人重复诉说公开信的内容。从传播对象看,公开信的受众广泛,一经张贴,识字的人可以阅读信件的内容并通过抄写、再张贴的形式完成二次传播

虽然中世纪欧洲信息传播的效率极其低下,但公开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播手段与传播技术的缺陷,以公开张贴的形式创造了彼时的“公共讨论”与“大众传播”空间,无形中扩大了传播基数,推动了防疫信息的传播与疫情的解决。

现代

1. 疫情概括梳理

1839~1856年爆发了第三次流行性霍乱,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全球性霍乱。然而到了1854年第三次爆发时,俄罗斯死亡超过100万人,而英国仅仅死了不到1000人。

2.“预警者”介绍

在霍乱1831年首次登陆英国时,主流观点认为,霍乱是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所引起的。因为臭气熏天、空气污浊,极易导致空气的污染和病菌的传播,因此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霍乱通过空气中的“瘴气”进行传播。

1849年约翰·斯诺发表了名为《霍乱传播模式》的专著,意在告诫公众霍乱的传播源头在于水源而非空气,同时他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并加强公共卫生管理。

3.“预警者”与新闻传播

在这次疫情中,“预警者”选择了多种信息传播形式“预警”:

(1)文字:约翰·斯诺出版过小册子,发现也被刊登在伦敦的《建设者》杂志上,斯诺对于伦敦地下水系统的调查,并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2)图片:他创造性地使用空间统计学查找到传染源,即“斯诺的霍乱地图”,并以此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今天,绘制地图已成为医学地理学及传染学中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

“斯诺的霍乱地图” / “死亡地图”

后现代

1.疫情概括梳理

埃博拉病毒是一种于1976年首次被发现的丝状病毒,可引起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埃博拉出血热。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再次大爆发,传统的隔离、检疫措施无法抑制疫情,蔓延速度激增,加之缺少应对的疫苗和治疗性药物,埃博拉病毒给全球公共卫生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受到了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2. 疫情“预警者”

比利时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是国际著名的病毒流行病学家,1976年,他和导师Pattyn教授以及另外2位同事最早发现了埃博拉病毒,此后一致致力于帮助贫困国家克服病毒感染性疾病。

2014年,在埃博拉疫情于西非多国肆虐之际,皮奥特博士于7月30日详述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方式,提醒民众在做好科学防护同时勿需过于恐慌,并呼吁英国政府加紧测试疫苗。

3.“预警者”与新闻传播

信息的传播形式

传播技术的极大进步使得信息传播的成本下降,而效率极大提升。“电视” “广播” “互联网”等媒介形式涌现,“图片”“视频”甚至“直播”等呈现方式的出现,使得关于疫情的信息具有“及时性” “生动性” “整体性”等特点。

及时性:以2018年埃博拉疫情为例,从当地政府发现病例(2018.5.8)到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公告(2018.5.11)只用了不到3天;

生动性:关于埃博拉患者的惨状以视频图片形式如此直观呈现出来,甚至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整体性:人们对于传染病的认知和关注,不再局限于本地区,本国家,而是上升到世界规模。

当地时间2014年10月10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运尸队将感染埃博拉死亡的尸体运去火化,亲人悲痛欲绝。在利比里亚,火化尸体不符合当地传统文化。

案例小结

四、 “预警者”的作用及延伸分析

4.1 “预警者”的作用

1.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疫情的转向。

(1)黑死病加剧时,西班牙医师Agramont在信中提出的隔离与卫生措施的概念,被意大利一些城市所借鉴,预防了随后黑死病肆虐境内时感染者和未感染者间的交叉感染。

(2)约翰·斯诺死后一年,《观察报》刊登了一篇详细论证斯诺理论的文章,即时遏制了霍乱的进一步蔓延。

(3)皮奥特对埃博拉病毒的发现与探究促进了有关药品、疫苗等治疗手段的诞生。

2.促进了瘟疫研究方法的创新

(1)前现代:中世纪的Agramont在公开信中首倡在不知道病情的情况下医生应对感染者进行解刨检查以促进对瘟疫的认知与了解,从此,解剖学得以继承与发展。

(2)现代:约翰·斯诺创造性地使用空间统计学查找到传染源。今天,绘制地图已成为医学地理学及传染学中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斯诺绘制的霍乱所绘制的“死亡地图”也被后人认为“数据可视化”的开端。

3.促进卫生领域的发展

(1)中世纪Agramont公开信中对卫生措施的宣传,激起了民众的个人卫生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对城市公共卫生的改善。

(2)现代:在斯诺的霍乱理论基础上,伦敦通过了公共卫生法,加强城市供水和排水系统的卫生,进而引发了整个欧洲的公共卫生运动。

4.2“预警”的延伸分析

1.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这里我们探讨的是国家机器对于传播者与受众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对“预警”过程的可能。

马克思·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曾提出过三种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形式: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和法理型。在传统型的政治统治中,社会成员认可的往往是古老传统与因袭习惯,统治者的权威建立在“古已有之”的惯性上。而克里斯玛型的统治权威则建立在英雄式人物的个人魅力上,在这种政治统治中,社会成员对统治者的追随是对这一英雄人物产生了由衷的信仰。

法理型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则建立在社会成员共同制定的制度规则上,统治者基于一定的规则被选出,社会成员对统治者的“信任”实际上是对法规成文条款的妥当性的信任。

从实践层面看,统治者永远无法达到“完美的善治”,一旦克里斯玛型的统治出现任何的失败现象,统治者即有可能面临追随者的质疑,而非内生性预警的广泛传播相当于对统治者“全能性”的无情揭露,原有追随者的信仰也会随着朦胧光环的消失而逐步消解。因此,在克里斯玛型的政治统治下,面临“预警者”的警告,国家往往会倾向于先维护这种“信仰”再完成其“政绩”。

法理型统治下,整个社会的运行都依赖高度专业化的人士,这种统治形式得以实施的前提之一便是技术化、理性化的官僚制。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存在,官僚被嵌入社会运行的体系中,这种原子化的组织倾向使得其成员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规章制度的明晰在给制度中的官员带来“按规定办”的方便时也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被严格限制,被嵌入在严密网络中的官员对分内与分外形成了不由自主的区分,分内之事不仅成为了官员心中的“应然”,而且成为了官员心中的“理所当然”。此外,官僚制所强调的高度集权和高度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导致的低效也成为以官僚制为基础的法理型统治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所展现出的致命缺陷。

在讨论“预警者”所发挥的作用时,克里斯玛型统治所展露的缺陷是否必定推导出制度化的法理型统治的无可挑剔?官僚制所引以为傲的理性化与非人格化可成为影响预警效果的另一种阻碍。

2.国际社会的权力关系

在国际社会,“预警”的行为背后一种权力行为。在现代国家内部,“预警者”可通过对于信息的收集、编辑与传播,从而对政府、对官员等特定个体产生强制性影响。当相同的路径在国际社会中发生作用,这种预警行为则无可避免受到国家间博弈的裹挟,甚至成为特定国家形象建构与外交博弈的权力工具,其根本目的(即起到预警作用)也因此大打折扣。

当预警行为发生在国际社会中,被预警者往往在舆论中处于弱势地位,或因为其对于疫情的有意隐瞒,或因其本身的软弱无力、缺乏抑制病情的手段。在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中,西非当地的政府在以上两方面都遭受诟病,预警行为使得其国际形象大受损害,表现在世界主要媒体对于其行为的报道中多以消极批判为主。

而与此同时,成功预警者往往则收获了良好的舆情形象。例如彼得·皮奥特医生(来自比利时,为世界卫生组织服务),卡尔·约翰逊医生(来自美国疾控中心)等等,他们的贡献都被媒体大书特书,甚至其本人往往也被尊奉为英雄而送上神坛。

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其强大的卫生危机应对能力(建立于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强大的国家实力之上),以及成熟的媒介体系与压倒性的宣传能力(对于话语的控制),往往成功掌握了“预警”权。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通过对于传播内容的加工、传播媒介的控制,发达国家成功实现了自己正向的形象输出,使得其在“预警”的预警功能达成之外,还成功攫取了国际声望的红利。

但当类似危机发生在发达国家时,国际社会中相对弱势国家由于以上提到的条件限制(本质上是由于国家实力限制),既难以发现危机,更难以发出有力警告,也就难以同样地掌握“预警”权,对发达国家“预警”,进而实现自身良好的形象塑造。甚至,由于“预警”行为本身会对于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相对弱势国的预警行为往往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制,以至于连“预警”的最本初的警示效果都将无法实现。

这种对于“预警”权掌握的不对称关系,不仅影响着国际社会中预警的效果的实现,其背后乃是更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的不平等状况。

五、结语

尽管“预警者”作为一种特定词汇出现的时间并不遥远,但当我们回望历史时,会发现在关乎千百万人生命的瘟疫面前,“预警者”从未远去。无论是中世纪黑死病爆发时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布防疫措施的Agramont,还是伦敦霍乱时找出正确致病因的约翰·斯诺,抑或是发现埃博拉疫情并做出警告的皮奥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他们将被众人忽略的重要信息推到台前,为疫情的解决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预警者”的实际作用及预警行为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上,有关预警与泄密的伦理边界、“预警者”保护法与实践层面的矛盾困境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影响疫情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从这一角度思考,我们似乎不必执着于“预警者”的“预警”。然而,“预警者”背后所展现的,是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良性发展的广袤图景。当我们在关注“预警者”时,我们究竟在讨论些什么?是言论自由的权力?还是社会公众的注意?是每个人都应肩负的责任?还是体制机制需要解决的难题?当全人类面临未知风险的冲击时,“预警者”只是瘟疫中挺身而出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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