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强世功   来源：再建巴别塔  

【导读】数月来，疫情之下的世界经历了剧烈震荡。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疫情将对全球秩序演变产生影响，但如何影响、后果如何，却众说纷纭。有别于时下流行的“疫情将根本改变全球秩序”的判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认为，这次疫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治理秩序的发展方向，它是一个重要节点，不宜将其夸大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但它确实以极端方式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的根本困境，即不断加速的“深度全球化”历史进程，与美国试图构建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一方面，“深度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联为一体，呼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美国致力于建构以金融、霸权、意识形态等为要素的“新罗马帝国”，由于缺乏制约，这种帝国体系逐渐蜕变为任性的、拒不承担国际责任的专权体系，实际上阻碍了全球经济增长，加剧了人类文明隔阂，成为世界经济不平等与社会动荡的总根源。
作者认为，未来全球化不会“逆转”，但可能“分叉”而成相互交融的“区块化”结构。面对美国试图与盟友塑造的、没有中国的“半全球化”，中国正在推动更包容的全球化，这不仅意味着我们需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的新民主和新科学，也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大的自信来复兴“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全球治理理念。
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的“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原载澎湃北大号，转自“法意读书”，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天下一家”：

“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

全球治理困境和出路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全球局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未来出路在哪里？对这个问题，目前不同理论范式给出了产生不同的判断。全球化范式讨论其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但究竟是推动全球化还是导致逆全球化却产生了分歧。大国博弈范式预测以中美竞争为核心的全球大国博弈及其未来前景，但究竟美国取胜还是中国建立新秩序也有不同看法。若从全球治理角度来，我认为这次疫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治理秩序的发展方向，只不过加速这一历史进程而已。因此，不能把这次疫情夸大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它不过是后冷战以来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与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相类似的重要历史节点。

这次疫情以极端方式暴露出目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根本困境，即不断加速的“深度全球化”历史进程与美国试图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产生了冲突。具体而言，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连为一体，成为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以“天下一家”的视角来关注全球治理，推动要国际合作，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后冷战以来，美国有一股政治势力不断瓦解联合国体系，致力于建构“新罗马帝国”。这种世界帝国体系缺乏政治力量的制约，蜕变为一种任性的、拒不承担国际责任的专制体系。这才是目前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

▍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的三个根本特征

关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西方学者已经有大量讨论，我想集中指出这个帝国体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这是由科技（尤其是今天的互联网科技）、金融和法律三位一体相互支撑的“全球金融帝国”。经济学家普遍关心金融问题，但金融的虚拟价值是通过法律规则建构起来，而法律规则的执行又由科技力量奠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保证。从二战以来，美国通过一系列国际法和国内法建构起这个全球金融帝国。中美贸易战以来，我国逐渐熟悉的“长臂管辖”“国际制裁”乃至现在美国就新冠病毒传播对中国提起诉讼，都体现了世界帝国体系的法律治理方式，即将美国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试图用美国法来统治世界。

第二，这是基于暴力征服的“霸权帝国”。后冷战三十年是世界帝国建构过程中不断征伐、赤裸裸侵略主权国家的三十年。国际政治学者往往批评美国的“单边行动”，却没有看到美国已不再打算遵守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制，而是在帝国体系下将入侵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解释为帝国内部的治安执法行动。不少人将美国发起一系列“退群”行动看作是特朗普的个人行为，但美国两党都在积极推动中美“脱钩”，这恰恰暴露出其建构世界帝国的本质。

第三，这是以“历史终结”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帝国”。由于英语成为世界沟通的方便工具，美国的思想观念就通过大学教育、公共传媒、文化娱乐进行深度全球推广。美国利用其掌握的全球话语权塑造了“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由此美国价值就变成了普适价值，凌驾于不同文明形成的多元价值之上。现在，不少人将“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看作是相互冲突的两种政治理念，而没有看到这两种理念恰恰服务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内”与“外”，即美国通过“和平演变”与“文明冲突”的软硬两手来推动实现“历史终结”。

▍“深度全球化”与世界帝国的内在矛盾

从20世纪初美国进入亚洲、迈向历史舞台开始，二十世纪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世纪”，也就是美国经过百年努力建立起统治全球的世界帝国。然而，面对“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美国正在从昨天世界的解放者逐渐变成了今日世界的霸凌者。关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已有很多讨论，我想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深度全球化”不断推动全球经济联为一体，而世界帝国的金融垄断和霸权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深度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形成了比较优势下的全球分工体系，而这个分工体系需要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从而推动全球分工体系的不断变化。然而，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却以“美国优先”挥舞制裁大棒，用各种手段来阻止世界分工体系合理化调整，遏制高技术、资金和知识向后发达国家流动和转移，甚至不惜推动“中美脱钩”，从而遏制了全球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可以说，美国推动的“中美脱钩”无疑会成为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最大障碍。

美国通过贸易战来阻止技术、资金和知识向中国转移是由其世界金融帝国的本质决定的。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资本日益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而形成垄断，不断通过金融手段来席卷全球财富，从而加速其制造业的空心化。这次疫情美国又继续动用量化宽松的金融杠杆。这不仅窒息了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而且导致美国内部和整个世界的两极化。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兴起，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和“特朗普现象”越来越普遍。可以说金融垄断帝国乃是全球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总根源。

第二，“全球风险社会”需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美国优先”的世界帝国利益与全人类的公共利益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矛盾。“深度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这就需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应对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网络安全和病毒传播等全球风险。美国不断瓦解联合国和国际合作体系，但其建构的世界帝国仅仅关心美国利益。无论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今天的全球疫情打击，美国非但没有发挥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反而挥舞制裁大棒迫使世界向美国纳贡。现在，美国由将其防制疫情失败的责任转嫁给中国、在媒体上污蔑中国、通过法律起诉中国、打击推动全球合作抗疫的国际卫生组织，试图推卸其在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失败中应承担的责任。可以说，这次冠状病毒以一种极端全球风险的方式展现出全球治理体系的危机，即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一方面瓦解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却不承担起码的全球治理责任，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主体的缺位，导致全球疫情不断恶化。

第三，“深度全球化”亟需要展开“文明对话”，而世界帝国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阻碍着这种对话，加剧人类文明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深度全球化”推动全人类以前所未有广度、深度进行文化交流，这就需要展开广泛的文明对话，寻求共识，共同建构多元文化共存、相互学习借鉴的“人类大家庭”。然而，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始终秉持“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傲慢，不准备聆听来自其他文明的声音，甚至试图复活“高加索人”这种十九世纪催生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论调，以“文明冲突”的姿态对待探索其他国家和文明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

总而言之，美国在登上世界舞台之时，积极建构国际联盟并推动联合国全球民主治理体系的形成，终结了欧洲旧世界建立的殖民体系。对于当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而言，美国无疑是推翻欧洲旧世界的解放者。然而，随着后冷战美国逐步摧毁联合国体制，建构起世界帝国体制，美国拥有了“新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力，但由于缺乏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力量的约束导致美国加速走向的腐败和堕落。今天，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的美国是：经济上的金融掠夺化、政治上的军事暴力化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化。美国从作为世界灯塔的解放者日益变成缺乏理智的霸凌者，以至于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指出美国今天的表现更像前苏联，而中国更像冷战中的美国。

▍如何思考全球治理的未来：继承“五四”并超越“五四”

在联合国体系失效而世界帝国体系缺乏公共性的背景下，未来全球治理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世界历史会进入世界秩序动荡期和全球治理的混乱期。世界格局无疑会围绕中美的“脱钩”与“反脱钩”斗争展开，但全球化进程并不会发生“逆转”，而可能出现“分叉”，呈现出相互交融的“区块化”结构。美国正试图逆转“深度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试图与其盟友构建“更紧密的半全球化”，塑造“没有中国的全球化”，而中国则致力于推进更为包容的全球化。

面对全球治理困局，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一如二十世纪初的问题：“怎么办”？今天是北京大学校庆，也“五·四”运动纪念日，我们在这里讨论全球治理问题，既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更要超越五·四，探索全球治理的未来。

第一，我们要继承“五·四”民主精神，积极推进全球民主治理。“五四”运动起因于反抗“巴黎和会”所代表欧洲旧世界的殖民主义体系。美国和中国都是“巴黎和会”的参加者，但都是这种殖民主义旧体制的反抗者和终结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推动联合国这种民主新体制的形成。因此，发扬“五·四”民主精神就要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的进步力量，共同捍卫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民主原则所确立的联合国治理体系，坚决反对任何违背民主精神的全球专制体系，无论它以殖民主义的形式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还是以世界帝国的形式出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紧密团结全球各国的进步力量，推动“世界人民大团结”，反对新型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专制，保卫并完善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民主体制。

第二，我们要继承“五·四”科学精神，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科学。过去一百多年的“美国世纪”发展出全球治理的科学，其核心就在于法律治理，即建立一个基于规则治理的世界，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全面吸收过往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和优秀成果，尤其要尊重规则、崇尚法治，积极推进并完善以规则治理的世界。事实上，中美贸易谈判就是围绕规则展开的谈判。未来，中美可以通过规则谈判建构一个合作的世界，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规则和经验。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美国缔造的世界帝国及其规则治理始终“以资本为中心”，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则须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规则体系。这次全球抗疫生动展现欧美“以资本为中心”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两种不同图景。因此，随着“深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全球治理无疑要“以人民为体”，“以技术-金融-法律为用”，这就需要建构全球治理的新科学。

第三，我们纪念“五四”更应当超越五四，以更大的自信来复兴“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全球治理理念。当年“五四”运动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而今天我们要以更大的“文化自信”来激活中国古典传统。“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今天面对“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中国人更应当秉持“天下一家”的古老信念，坚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西方人的天下，更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有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植根于文明的多样性。中国人民应当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