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按：本文初次发表于2017年2月9日，今天读来似仍能给人启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1942- ） ，英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撒切尔夫人的演讲撰写人。1988-1997年间，曾担任美国保守派期刊《国家评论》的编辑，目前是多瑙河研究所（Danube Institute）主席，也是国家评论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本文译自《国家评论》，英文标题“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a Nation”。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当今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你只能在两种对立的叙事中选其一。

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多次精明而不失敏感地指出，两个美国——不是富人的美国与穷人的美国，而是老美国和新美国——正在争夺主导权。不过，据我所知，这是杜塔特第一次预言：新美国将取代老美国，并将自己树立成真实的美国。不过，取代过程以何种方式呈现，以及此过程是否会伴随暴力，杜塔特表示一无所知。

点评杜塔特的文章并非易事，因为它们篇幅甚大，不适合整段引用。为此，笔者把杜塔特对两个美国以及两套对立叙事的描述，重新做了编排。

不久之前，老美国依然无可争议，诚如杜塔特所言，至今它依然是数百万计的美国人所理解的那个美国：

他们自视为定居者而非移民，他们认同清教徒先辈和建国先贤，认同刘易斯与克拉克（Lewis and Clark），认同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认同萝拉·英格斯·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他们接受围绕南北战争形成的伊利亚特神话，赞同“（种族）大熔炉”而非文化多元主义，他们认为犹太—基督教是公民宗教，区别于那种“有信仰但不信教”之人。

译注：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杰斐逊任总统期间，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不久之后，杰斐逊授命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队，对西部新获得的领土做测绘工作，探险活动从1804年持续至1806年；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1786～1836），美国19世纪的民间英雄、西部拓荒者、士兵、政治家；萝拉·英格斯·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1867～1957），美国女作家，代表作是《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讲述了西部拓荒生活。

而新美国则拒斥上述传统：

它（新美国）接受了左翼的叙事，认为美国的过去是种族主义的、厌女的（misogynist）、强盗贵族的历史，同时也接纳了主流自由派的叙事，这种叙事在林-曼纽·米兰达的《汉密尔顿》歌剧，在艾玛·拉撒路（Emma Lazarus）那里展现地淋漓尽致。尽管，其他美国人未必接受这种叙事。

正如杜塔特所言，两大政党及其党政精英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老美国将逐渐让位于新美国，一个全新的美国将会出现，尽管该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不过最终，各主要社团将会实现大体的宽容。

因此，两党认为有责任确保美国国家认同的渐进转型，确保其免于暴力和不必要的冲突。为什么不会（产生暴力）？难道不是必然的吗？所以，这要求两大政党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合谋”，比如不能强硬地反对“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不能发动民间力量反对大规模移民，以及在这上述议题上，不对选民兑现竞选承诺。

这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直到川普出场，把这些（心照不宣的）议题抛到台前。据我个人推测，川普可能无意中撞到了这些议题，结果竞选初期，在选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川普在之后的党内竞选时，强力推销这些议题。此举引发三大后果：其一，川普力挫群雄，当选为美国总统；其次，他激发了老美国的自我意识，现在老美国人决意捍卫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和传统——一句话，捍卫老美国的认同。第三个效果，它激怒和吓坏了美国认同转型中的受益者，如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群体等等，更主要的是，吓坏了（转型的）发起者和主导者，这批美国精英把任何表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共同体自豪感、宗教信仰或禁欲的观点，统统解读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

现在，两个美国认同之间的冲突已经公开化（在伯克利及其他地方引起骚乱），哪一方将获胜？哪一方应该获胜？

对二者是否能够达成和解，杜塔特并不确定。在其专栏文章的最后一段，杜塔特颇为感伤地承认：

这两套叙事可能谁也无法说服谁。两套叙事——一方是英雄的国父—拓荒者叙事，一方是黑人和印第安人信奉的真理——之间的鸿沟，很可能无法弥合。

其次，他断言，在一个民权革命的时代，在国家身份仅仅沦为一项“主张”的时代，在大规模移民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时代，川普主义者关于老美国的“排他主义”和“复辟主义”叙事，不可能战胜新美国的“普遍主义”叙事。不过，如果近距离考察这两套叙事，我们会发现，未来的图景可能更扑朔迷离。

由于其缺陷在大选期间暴露无遗，新美国的“普遍主义”观念（尽管主导了美国的文化机构）日益削弱。举例说来，在它眼中，1960年代以前的美国历史黯淡无光，尽管在此后的历史潮流中，这种观念并未占到主流地位。而且它还逐渐地把美国初期的英雄请下神坛，导致其能引以为傲的美国英雄只有马丁·路德·金。

白人、西班牙裔以及亚裔固然仰慕马丁·路德·金，不过，作为一个英雄，他远没有达到林肯之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程度。他很可能承担不起维持整个国家认同的重任。按照新美国的观念，贝拉克·奥巴马可能算第二号英雄——他强烈呼吁建立一个包括白人在内的“彩虹联盟”——但是他的统治，派性十足，很难被视作成功的总统。诚然，他的个人魅力有助于解释其经久不衰的声望，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以及远离政坛，其魅力将无可避免地消褪。

新美国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支持性力量“彩虹联盟”，由于种族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歧，注定无法持久。从理念上讲，穆斯林和女权主义者，西班牙裔和亚裔，同性恋和黑人基督徒本应该团结一致，但现实中，它们龃龉不断，而且随着彼此的熟悉，这种分歧会愈发明显。

举例说来，如果奴隶制的记忆依然是这一联盟的黏合剂的话，那么，非洲裔美国人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即穆斯林参与奴隶贸易的时间比欧洲人和美国人更久（在穆斯林文化内部，遇到的阻力更小）。其次，亚裔在“平权行动”上，和西班牙裔、非洲裔以及白人女权主义者的分歧愈发明显，这对其配额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长期看来，马丁·路德·金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其在同性恋群体、女权主义者和咄咄逼人的（各种族的）世俗自由派那里，成了一个“问题”英雄。

从某种角度上看，团结这些少数团体的唯一理由，便是对美国白人的共同仇视。

第三点缺陷：在这套“普遍主义”叙事里，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男子没有立足地，除了对1968年之前的美国历史悔罪。在“平权行动”之下，他们是唯一需要做出牺牲的群体，而且随着移民持续涌入，这种牺牲变得愈发沉重。此外，在种族玩笑上，只能拿白人（男子）开涮。人们在学术课程上，时不时得要求他们为“白人特权”忏悔。此外，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接受了这种简单的、无条件反白人的种族主义（在讨论外交政策时，接受了反美主义），那么你会发现理论和现实是脱节的。

这种反白人的情绪，事实上从两个方面削弱了新美国的观念。

首先，它遭遇到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许多被界定为少数族裔的美国人，尤其是西班牙裔，自认为是白人，而且他们的邻居也这么认为。许多人，特别是亚裔，已经融入到白人／西班牙裔／亚裔／非洲裔种族混血的主流，种族和民族差异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再那么明显。尽管官方、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权威，仍然在重提这种差异性，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手了；但是族际通婚和柔性的社会融合，已经克服这些压力，结果导致“白人”在美国人口中虽仍占多数，但比例逐渐下滑，由此，很难再对白人妖魔化或是很难再将其排除出“普遍主义”叙事。

其次，这种美国观将白人标签化为环境掠夺者、种族压迫者、资本主义的食利者，或者是受虐狂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观点不仅在历史上是荒唐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悖，也和普通美国人对其邻居的感受格格不入。这个新美国，除非为最初定居者（译注：即清教徒）的后裔提供一席之地，否则它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得诉诸于变本加厉的恐吓、反向歧视乃至无止境的宣传——他们去年就是这么做的，结果在全国引起巨大争议——来达到目的，尽管这样越来越难做。

老美国的观念更有可能胜出。因为，它崇敬“那批白人—男子—清教徒—欧洲裔主人公，尽管他们犯下过罪行，但瑕不掩瑜，我们亏欠他们甚多”，但是并没有因此赋予其排他性或特权地位。今天最富裕的美国人，不是白人清教徒，而是亚裔以及亚裔／白人混血的家庭。

这种观念更有包容性，因为它囊括了一系列种族和宗教团体（贵格会、天主教和摩门教），尽管这些团体一开始遭到反对，但后来，他们凭借端正的品行和经济成就（他们是否接受了美国宪法和自由？）均被认可、接纳。

这种现实主义的观念，没有将美国历史上的族群划分为“英雄和恶棍”，而是一些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如何不得不通过改变，使自己和美国取得成功。

这是一种进步的观念，人们（不论是拓荒者先驱还是后来的移民）都曾经历过艰难险阻，但是，他们——被赋予了机遇和机遇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美国人。

在我看来，较之于新美国观——过多的基于不满（grievance），老美国观更适合充当友谊的基础。川普将其重新带回政治议题，这一点值得称赞，不过他的脾性和技巧似乎不足以团结国人。我们——或者说我本人——最终面对着这样一个矛盾。数百万计的美国人生活在这种老式的美国梦中；他们相信它；践行它。但是，有哪些人愿意站出来进一步支持它？